“相比增长,物价的负面溢出效应预计更大,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先发应对,这是最重要的结论。”(韩国银行行长李昌镛,5月26日金融货币委员会记者恳谈会)
“日本银行将坚持不懈地延续强有力的货币宽松政策,支持正从疫情中恢复的经济。”(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5月30日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
围绕近期韩国与日本出现的物价上涨势头,两国央行韩国银行(BOK)与日本银行(BOJ)的态度呈现出鲜明分歧。
韩国4月消费者物价涨幅为4.8%,创13年6个月来最高,5月则几乎确定将超过5%。日本4月消费者物价涨幅为2.1%,较前一个月(0.8%)大幅上升,自2015年3月以来7年来首次超过物价稳定目标值(2.0%)。若剔除消费税上调影响,则为2008年9月以来最高。两国物价上涨的原因相似。新冠疫情后出现的全球供应链受阻以及俄乌战争导致国际原材料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从而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
通胀预期上升也相同。韩国5月调查显示,一般民众通胀预期为3.3%,较前一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是2012年10月(3.3%)以来9年6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日本家庭通胀预期也高达5.0%。通胀预期是了解家庭和企业等经济主体对未来物价上涨幅度预判的指标。物价上涨预期增强时,会出现工资或产品价格上调等二次溢出效应,导致物价上涨长期化。因此,采用物价稳定目标制的央行,其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
但两国的应对完全不同。韩国银行为阻止物价上涨长期化而快速上调基准利率,日本银行却反而希望物价上涨固化,坚持宽松货币政策。李行长在26日决定加息后强调:“为避免升高的物价刺激通胀预期、带来更大风险而进行先发应对,理所当然是正确方向。”而黑田行长上月则表示:“中长期通胀预期上升十分重要,因此需要持续的货币宽松”,意在进一步刺激通胀预期心理。
有解释认为,两国央行政策差异源于两国国民对物价上涨的态度差异。考虑到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美联储)也在应对通胀、加大紧缩力度,更准确地说是日本的情况特殊。经历了30年通缩的日本国民对涨价极为排斥。在日本,涨价的企业甚至要向全体国民道歉,对价格上调非常保守。2016年日本糕点企业赤城乳业将名为“咔啦咔啦君”的冰淇淋价格从60日元上调10日元(约100韩元)至70日元时,全体员工出面低头致歉,引发热议。就如韩国人认为首尔公寓价格会持续上涨那样,日本人认为物价不会上涨的观念十分牢固。
由此,企业无法上调产品价格,工资也随之停滞。低工资涨幅与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现象一同被视为日本需求不足和长期低物价的背景。这也是日本银行多年来实施大规模资产购买、负利率、引入收益率曲线管理制度等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持续宽松政策,物价涨幅却仍停留在0%区间的原因。新冠疫情前3年,平均物价涨幅仅为0.45%。
在日本,本应带动需求复苏的年轻一代对消费也并不积极。被称为“佛系一代”的日本年轻一代从未经历过繁荣期,出生起便处于经济萧条期,因而倾向于将消费降至最低。相反,韩国年轻一代消费最为积极。据韩国银行5月消费者动向调查,20~30岁群体的消费支出预期为124,高于40岁(120)、50岁(111)、60岁(106)、70岁(112)等群体,尤其在服装费、外出就餐费、旅行费等项目上大幅领先其他年龄层。
在此情形下,主流分析认为近期日本出现的物价上涨势头是暂时的。日本家庭通胀预期为5%,但企业等仍将其看作1.5%~2.0%。全球投资银行瑞银评价称:“日本可持续物价上涨的核心因素——工资上涨与通胀预期上升——仍然有限。”国际金融中心也认为:“日本物价上涨很可能不会伴随需求增加,因此2023年期间维持当前涨幅的可能性有限。”
不过,两国同样都因通胀而痛苦。韩国在物价上涨的同时,为抑制物价而上调基准利率,导致贷款利息负担大幅增加。尤其是弱势群体受物价上涨冲击更大,同时相对收入的利息负担也在加重。在日本,也有观点指出国际油价和食品价格上涨会加重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负担,从而扩大两极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