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锡悦政府承诺‘废弃脱核电政策’并‘建设核电最强国’,随后又缔结了‘韩美核电同盟’,我国核能产业由此获得了再次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但要把与美国的核电同盟变成真正的机会,必须通过自主技术开发上升为对等的合作关系。否则,我们有可能被在核心技术上领先于我们的美国所附庸。修复因脱核电政策在过去5年被破坏的国内核电生态系统同样紧迫。作为核电业界夙愿的新蔚珍3、4号机复工应依合法程序进行,但为救活濒临枯死的核电企业,也应研究先行发包工程量的方案。”
对国内核电业界而言,过去5年如同黑暗期。曾自诩世界最高水平的韩国核电,因文在寅政府的脱核电政策受阻而后退。其间国内核电生态系统也开始一个个崩坏。随着提出废弃脱核电、建设核电最强国的尹锡悦政府上台,核电业界弥漫着夹杂希望的期待。但25日与Seoul Economic Daily见面的韩国原子力学会会长郑东旭(61岁·照片,中央大学能源系统工程学部教授)脸上,除了期待还透着紧张。他说:“新政府承诺培育核电产业,如今学界和业界都到了必须用实力证明自己的时候”,“从这一点看,与过去不同,现在连脱核电这个借口都找不到,是最可怕的时刻”。
郑会长将“新蔚珍3、4号机建设复工”、“古里2号机继续运转”和“重新审视被取消建设的6座核电机组”列为修复核电生态系统的优先课题。他强调:“最重要的是,核电只有作为政府的长期课题推进,企业才能进行投资”,“应在年底制定第10次电力供需计划之前,与新蔚珍3、4号机复工、古里2号机继续运转一并,重新评估被取消的6座核电机组的必要性并加以反映”。
不过,仅靠这些推进课题还不足以救活眼下濒临枯死的核电业界。在订单断崖之下不断有企业关门的情况下,时间十分紧迫。郑会长提出以先行发包工程量的“先发包牌”作为救活危机中的国内核电产业的应急处方。由于停工的核电机组重新建设并投入运转至少还需数年时间,若政府在实际开工前先行发包,核电业界就能更早拿到工程量、度过危机。当然,前提是政府认识到核电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与核电业界建立牢固的信任。
也有人主张,即使省略环境影响评价等程序,也应将预定于2025年的新蔚珍3、4号机复工时间提前。但郑会长明确表示反对。郑会长指出:“钉下脱核电这颗钉子很容易,但拔掉这颗钉子必然耗费大量时间和努力”,“如果像前政府强推脱核电一样,同样跳过法律程序恢复核电建设,随时都可能再次陷入政治争议”。他主张,即便多花些时间,也要走完电力供需计划、能源基本计划、环境影响评价等全部必要程序。
作为韩美首脑会谈成果之一的两国核电同盟,正成为国内核电业界新的飞跃机会。尹锡悦总统与美国总统乔·拜登21日在韩美首脑会谈后的共同声明中表示:“核电是零碳电力的核心且可靠的来源,也是壮大我们清洁能源经济的重要要素”,决定缔结核电同盟。业界评价认为,随着韩美就高水平核电合作达成一致,两国已具备主导全球核电建设市场的竞争力。据世界核协会(WNA)数据,全球正在推进的核电机组为101座,相当于目前在运机组的25%。美国政府估计,2030年全球核电建设市场规模为5000亿至7400亿美元。
郑会长评价说:“核电订单争夺一半靠技术,另一半靠外交力”,“技术实力我们已通过阿联酋(UAE)巴拉卡核电站得到证明,而美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两国在核电出口上的协同效应会很大”。他尤其判断,随着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被排除在核电市场之外,能够参与捷克、波兰等主要核电订单竞争的国家已收窄为韩国、美国和法国,因此韩美核电同盟能够形成无可比拟的竞争力。郑会长强调:“捷克和波兰最晚都将在2024年初完成承包商选定,现在正是必须最大限度发挥外交力的时候”,“如有必要,还应考虑融资、与信息技术(IT)产业组成一揽子方案等”。
不过郑会长表示,在韩美核电同盟中必须警惕我国被美国附庸的可能性。他担忧,在韩美双方都拥有各自核电品牌的情况下,稍有不慎韩国可能只沦为美国的转包基地。郑会长说:“要使核电同盟成为对等的合作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通过自主技术开发确保竞争力,同时外交力也要作为支撑”,“我们的核电品牌‘APR1400’与美国品牌‘AP1000’相比也有足够的竞争力”。
问题在于,与既有大型核电不同,作为下一代核电崛起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领域,我们落后于美国。郑会长表示:“美国以‘NuScale Power’为先导,SMR商业化已近在眼前,因此他们主动与我国积极合作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要成为对等的合作伙伴,就必须尽快开发出自主的SMR,才能在面向发展中国家等的未来SMR订单争夺中占据有利位置”。
当然,自主开发SMR还有许多待解课题。首先是解开与既有大型核电适用同一标准的监管。美国在SMR开发过程中也向NuScale投入了前所未有的支援。美国能源部在列出既有大型核电建设的全部监管条款后,取消了所有无需适用于SMR的规定。郑会长指出:“在高速公路上,乘用车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而可能引发重大事故的卡车限速则更低,约为90公里,不是有所区别吗”,“具备充分冷却功能、无需应急电源、安全性高于既有大型核电的SMR,应当制定新的监管标准”。
在全球能源大乱之中,核电的价值正被重新评估,但现实是国内民众对核电安全性的不安仍然不小。郑会长表示,过去5年放弃责任的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现在也该发挥应有作用。他强调:“事实是,核电再安全,福岛和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历也给一般公众留下了创伤”,“不仅要安全管理核电,为使核电获得国民信任,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的作用最为重要”。他同时指出:“在月城核电站氚泄漏事态中,众多专家都提出安全没有问题的意见,但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却保持沉默”,“一旦出现安全问题,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应挺身而出,走访现场并直接向国民说明,起到积累信任的作用”。
郑会长认为,要让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发挥应有作用,委员会构成也需全面重组。他表示:“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的权威扫地,很大程度上是委员会自己造成的”,并称为强化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的专业性,应将以非常任委员为中心的委员会结构改编为以常任委员为中心。目前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由2名常任委员(委员长、事务处长)和7名非常任委员组成。非常任委员专业性不足,且难以做出负责任的发言,因此应改为常任委员体制。为此,他构想将现行2名常任委员加7名非常任委员的委员会体制,改为7名常任委员体制。
此外他强调,不仅是核能事业参与者,对反核活动人士也需要有回避条款。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安全监管的独立性中,不仅明示了对核电事业者的独立,也明示了对反对利用核能团体的独立。相反,我国没有此类规定,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非常任委员中过半的4人是前政府和执政党任命的倾向脱核电的人士。郑会长建议:“为使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具备独立性,也有必要研究通过国会听证程序对委员进行审查的方案”,“应扩大委员会事务处的开放职位,让更多核电专家能够参与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Commission”。
△He is…
△1961年生于首尔 △首尔城东高中 △首尔大学核工程系 △美国MIT核工程博士 △2007年韩国水力原子力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2010年韩国研究财团原子力团长 △2012年原子力安全财团理事 △2012年中央大学能源系统工程学部教授 △2015年国家科学技术审议会能源环境专门委员长 △2021年韩国原子力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