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和芬兰已提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加入申请书。维持中立政策200多年的瑞典,以及二战后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关系的芬兰,为何放弃中立政策?国内外媒体和专家给出了各种分析和解释,但其背景、过程以及这两个北欧国家加入北约所传递的信息,被各自作出不同解读。这两个国家不惜放弃中立国地位所要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在其决策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什么,以及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本文将逐一梳理。
━ 放弃中立政策的意义
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取得中立国地位的瑞士不同,瑞典的中立政策是一种不介入交战国之间、采取中间立场的外交政策。瑞典自1814年拿破仑战争之后,也就是整整208年间,顶住周边强国的入侵威胁守住了国家。一战和二战期间,与邻国丹麦、挪威不同,瑞典没有遭到德国和苏联的侵略,保全了国民的生命与安全,并通过快速经济增长在1960年代之后成长为世界性福利国家,其背景正是中立外交政策。成功的中立政策依靠强大的国防力量和外交力量来维持。二战后,瑞典为制造核武器甚至拥有核实验室,掌握着尖端技术实力,具备可自主生产飞机、潜艇、导弹、坦克、军舰、通信装备等的强大军事技术能力和自主国防能力。
与瑞典不同,芬兰还有一段与俄罗斯进行的冬季战争(1939~1940)中付出7万人伤亡、战败并将东部边境地区割让给俄罗斯的惨痛历史。正因这一经历,芬兰此后采取了不在军事上刺激俄罗斯的中立外交政策。历届芬兰总统一上任便首先拜访俄罗斯的当权者,把维持亲善友好关系作为最优先政策。对于苏联支援朝鲜发动的6·25战争、入侵阿富汗、入侵格鲁吉亚等受到世界谴责的战争,芬兰也一贯采取为不刺激俄罗斯而不积极谴责的政策。
━ 苏联与柏林墙的崩塌与瑞典的国防改革
瑞典目睹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判断欧洲已不再存在战争之类的危机。1991年经历经济危机、福利财政受到威胁后,瑞典把削减国防费用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首选,持续推进国防改革。
冷战期间瑞典国防费支出比率约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3%左右,但到2015年已持续削减至1%。瑞典在1999年国防改革中,根据俄罗斯不再是瑞典敌国的政策转变,缩减或撤销了靠近俄罗斯科拉半岛的瑞典北部地区防御司令部,并大幅缩减位于东部波罗的海的中部及东海岸防御司令部等,推进了与新和平体制相适应的国防改革。瑞典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并推动了加强与俄罗斯军事合作等政策转变。为解决规模经济问题而削减预算,为压缩成本而自行关闭国防产业设施,政策一贯如此。
━ 过度国防改革的原因
瑞典为何如此不顾实际地推进国防改革?1989年之后冷战体制崩塌这一国际形势变化固然起了作用,但根本原因在于:1985年后采纳新自由主义的国际信用市场开放,以及1991年经济泡沫引发的财政危机,使福利财政能力受到威胁,从而陷入国家负债增加的问题。1996年约兰·佩尔松政府为通过暂时削减福利来化解国家负债、解决长期福利财政枯竭问题,最终得出削减国防费的结论。然而在新冷战体制下,当年的误判与改革最终成为回旋镖,导致瑞典国防力量削弱。这可以说是1990年代和2000年代政治人物误读国际形势、对和平作出误判的结果。
━ 对永久和平的幻想破灭与大转向政策
乌克兰战争爆发仅12天后,两国首脑便迅速在赫尔辛基会面并开始磋商。讨论的核心集中于:以两国的国防力量,维持中立政策已不可能。虽然因形势误判和草率的国防改革,国防力量已相当削弱,但这场战争更让它们明白,与强国俄罗斯开战即意味着毁灭。结果是正视了不得不放弃中立主义的现实。
面对俄罗斯对瑞典和芬兰的军事威胁,执政党与在野党政治人物的姿态和协作体制令人印象深刻。开战仅23天,瑞典进入议会的全部8个政党便如二战时那样构建准战时举国政权体制,执政党与在野党开始共同讨论安保危机问题。此时各方同意组建特别调查委员会,以谋求包括放弃中立国地位和加入北约问题在内的安保政策大转向。3月21日,首相与在野党代表共同参加北约军事演习,并通过联席记者会向国民展示为减少可能因安保与国防问题产生的国民矛盾而作出努力的姿态。芬兰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国家危机面前于议会中协同治理的表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 给韩国的启示……政界是否有能力应对未来的国家危机 瑞典和芬兰所展现的加入北约决策背景与谈判过程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提醒我们,时代性的误判和政策失败会放大国家危机。如果说持续推进强化国防力量的改革、具备自我防卫能力并掌握高水平国防技术与武器体系是必要条件,那么强化遏制独裁强国侵略的价值同盟就是充分条件。绝不能再抱有理想和平主义或认为不会再有战争的幻想。正如中国的军事化、东北工程、否定韩国历史所显示的,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凡违背中国自身利益、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或以保护进驻韩国的中国企业以及民间人士、留学生为借口,中国随时都可能进行军事介入。也必须正视完成核开发、强化军事威胁的朝鲜可能因误判而引发战争的现实。
现在正是应摆脱"战争究竟会不会爆发"的认知,为"真的爆发战争时"作出具体细致准备的时候:国防力量、与价值共享的美国和日本构建共同防卫体系、核弹避难设施检查、战时卫星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生存所需的水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战时能源供需等。
在国际政治大转向的时代,为减少我们社会中因执政与在野、代际、性别、地区而分裂的矛盾,从瑞典与芬兰围绕加入北约展现的协同治理模式中获得启发,由新政府率先实践、在野党也予以呼应,谋求新的政治改革,是时代要求。让国民认识到福利与国防同国民的安全、生命、生存有着必然联系也很重要。现在需要一场意识上的大转向:一味期待从国家获得更多,可能会失去国家。
崔连赫教授是……
在瑞典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25年来专注研究北欧政治。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哥德堡大学研究所客座教授等,从比较视角近距离观察政治变化与政策应对。研究内容包括国家政策大转向的意义与背景,以及寻找其背后隐藏谜题所需的领导人角色、政府政策质量、国家制度等。著作有《好国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必须迎接的未来》《阿尔梅达伦——遇见节庆的政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