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法院作出判决: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仅因“年龄”而削减员工工资的“工资高峰制”无效。判决主旨是,与工资高峰制创造新就业的引入初衷和目的不同,为提高经营效率而仅以年龄为由对劳动者适用工资高峰制,属于高龄者雇佣法所规定的歧视,属违法行为。随着韩国大法院首次就工资高峰制提出具体标准,预计各用人单位在工资高峰制的引入及实施方式等问题上将出现劳资双方重新讨论、协商,一旦发生矛盾,连环诉讼等后续冲击将不可避免。
据法律界27日消息,前一天韩国大法院第一部(主审大法官卢泰岳)在退休人员A某起诉其曾任职的国策研究机构韩国电子技术研究院的工资请求诉讼终审中,维持了原告部分胜诉的原审判决。
韩国大法院表示:“本案中,工资高峰制的适用目的是通过缓解人力成本负担来提升经营业绩”,“难以认定其为可以正当化仅针对55岁以上员工的降薪措施的理由。”
◇“劳动者是否也有实际利益”——持续十年的争论=工资高峰制是指劳动者达到一定年龄后,即使工资有所减少也不予解雇、保障其雇佣的制度。韩国国内首次引入工资高峰制的企业是信用保证基金。该基金工会2013年7月接受了以55岁起降薪为条件换取58岁退休年龄保障的做法,成为开端。在卢武铉政府时期,作为以创造就业为重点的“分享岗位”政策的一环,工资高峰制以公共机构和金融界为中心扩散开来。
由于劳动界反对,称工资高峰制是“合法减薪的恶化改革”,该制度一度仅在部分用人单位适用,但政府2015年5月提出“公共机构工资高峰制建议方案”后迅速推进。加上将劳动者退休年龄从原先的55岁强制提高至60岁的高龄者雇佣法于2016年实施后,民营领域引入工资高峰制也成为主要议题。不过,劳动者能否享受到工资高峰制的成果,长期以来仍是劳资之间的争论焦点。
◇为仅以降薪为目标的工资高峰制刹车=本案的争点在于,当劳资协商达成的工资高峰制与保障劳动者权利的高龄者雇佣法相冲突时,应以何者为优先。韩国大法院认定,禁止在工资或福利待遇领域无合理理由地以年龄为由歧视劳动者的原高龄者雇佣法第4条之第1款属于强制性规定。其主旨是,如果工资高峰制的引入完全是为了缓解用人单位人力成本负担等提升经营的目的,则构成无合理理由的歧视。韩国大法院明确指出,即使通过劳资协议引入此类工资高峰制,也属无效。
据此,韩国大法院判示:“鉴于本案在适用工资高峰制前后,难以认定赋予原告的目标水平或工作内容存在差异等情况,这构成以年龄为由的歧视。”
同时,对于“无合理理由”的情形,判决附加了但书条款,须综合考虑多种情况:△引入工资高峰制目的的妥当性△实际降薪幅度及期间△与降薪相称的工作量及工作强度水平△工资高峰制所减少资金的用途等。即一律禁止只减工资却维持劳动量的降薪措施,但视个案认可工资高峰制的效力。
釜山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赫解释称:“本次判决并非宣布工资高峰制就等于年龄歧视”,“而是认为,在没有延长退休年龄、变更工作、提供福利待遇等防止劳动条件下降的措施的情况下,仅以削减特定年龄者工资为目的的工资高峰制构成年龄歧视。”
韩国大法院相关人士表示:“目前企业实行的维持退休年龄型工资高峰制能否获得效力认可,预计将取决于引入工资高峰制目的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降薪幅度或期间、是否有与降薪相当的工作量和强度的减轻、减少的资金是否用于引入目的等因素。”
◇“以名誉退休取代工资高峰制”会否引发波动=有声音认为,随着韩国大法院就工资高峰制提出新的判断标准,产业界各处短期内将持续经历阵痛。分析认为,未满足韩国大法院提出标准却仍在实行工资高峰制的公司,将不可避免地要对高龄者采取名誉退休等适当措施,或按标准修改工资高峰制的内容。
法务法人中心律师柳在律指出:“如果工资高峰制无效,公司延长退休年龄的动力必然消失”,“从公司立场看,没有理由在承担同等工资的情况下维持雇佣关系,因此会试图通过名誉退休等方式在退休年龄之前终止与被雇者的劳动关系。”
预计本判例不仅会影响全国法院正在审理的工资高峰制相关诉讼,像A某这样已经退休的人员向公司索要工资差额的诉讼也将接连出现。专家预测,尤其在一审或二审待审的相关诉讼中,作出有利于劳动者判决的可能性增大。不过,韩国大法院判示在认定工资高峰制效力时须逐案判断,这是一个变数。
法务法人新日律师金基德预测:“此前工资高峰制诉讼中,下级审往往千篇一律地判劳动者一方败诉。其主旨是,只要劳动者及工会过半数同意,即使对劳动者不利地变更了就业规则,因经过法定程序仍具效力”,“韩国大法院的判决体现了高龄者雇佣法的立法宗旨,对既有下级审判例予以制约,预计今后也将对下级审判决产生重大影响。”
法务法人地平律师李光善表示:“韩国大法院判决可成为今后工资高峰制诉讼的一个基准点”,“但由于各企业在引入工资高峰制时适用了工作时间或适用范围等不同标准,后续冲击的强度难以贸然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