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五年间,韩国公共机构的规模不断膨胀。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本已最多的公共机构,五年间又增加18家,达到350家,人员定员也增加了11.5091万人(35%)。
与规模扩大相反,体质却更加虚弱。去年350家公共机构的负债规模合计583万亿韩元,在文在寅政府任期内增加了90万亿韩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五年间大幅减少的法人税缴纳业绩,是充分反映公营企业内部经营积弊的指标。因为这证明,即便企业业绩恶化到法人税缴纳额减少的程度,也没有推行像样的结构调整或业务革新。财界一位相关人士指出:“如果是私营企业,业绩只要有一个季度倒退,就会立刻进行经营诊断、启动结构调整,闹得天翻地覆”,“公营企业的不良会转化为国民负担,所以问题更大”。
政府实际上主导了公营企业的不良化,这也是问题。民营企业在新冠疫情等危机中通过革新克服了政策风险,而公营企业从首席执行官(CEO)起就安插了缺乏专业性的“空降”人事,沦为非正规职转正、脱核电、最低工资上调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政策的试验场。
代表性案例就是今年预计将出现高达30万亿韩元最严重亏损的韩国电力。根据韩电去年编制的《2021~2025年中长期财务管理计划》,韩电到2025年仅新再生能源采购费用就要支出22万亿韩元。为配合脱核电基调而急剧提高新再生能源比重,导致公司财务负担增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由于意识形态性政策使必需的投资和支出被推到次要位置,韩电被逼到连海外子公司都要出售的悬崖边缘。
与韩电相反,也有意外“大赚”的公营企业。去年缴纳1.7045万亿韩元法人税的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就是这种案例。LH的法人税缴纳业绩,悖谬地源于文在寅政府房地产政策的失败。文在寅政府以抑制暴涨的房地产价格为名推进的各类宅地开发项目和公共销售收益性扩大等,使LH业绩大幅改善。也就是说,出现了房地产政策失败反而带来被动员参与房地产政策的公营企业法人税增加的讽刺局面。由此,LH承担了去年公营企业缴纳法人税(2.4万亿韩元)的约70%。
淑明女子大学经济学系名誉教授申世敦建议:“考虑到公共机构的性质,评价中一味套用收益性并不妥当,但上届政府时期经营散漫公开化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良经营最终会变成国民负担,因此评价中不能忽视收益性”。
也很难把公营企业的不良仅归因于文在寅政府的失策。因为在政府只强调公共机构“社会责任”的同时,公营企业内部的散漫经营也如毒菇般扎根。
实际上,文在寅政府期间348家公共机构的员工人数(含正规职、无固定期限合同职)去年达到44.357万人,较2017年(34.5923万人)增加近10万人。2018年引入自主定员调整制度,使公共机构不经韩国企划财政部、仅与主管部门协商即可增加定员,此后两年间员工每年增加4万人左右。
业绩下滑却反而提高员工年薪,也是赤裸裸体现道德风险的案例。去年370家公共机构职员平均年薪为6976万韩元,高于大企业(6348万韩元,2020年标准)。平均年薪超过1亿韩元的公共机构数量也从2017年的5家增至去年的20家。据推算,仅去年投入急速膨胀的公共机构的人力费就约为31万亿韩元。公共机构负债自然增加,截至去年达到历史最高的583万亿韩元。与文在寅政府第一年2017年(493.2万亿韩元)相比,增加了90万亿韩元。
一位要求匿名的民间研究机构相关人士指出:“政权连就业岗位都动员公共部门,使组织特性上本就容易产生低效的公营企业更加崩坏”,“需要就公营企业结构调整展开建设性讨论”。成均馆大学系统经营学部教授申完善表示:“问题在于(随政权更迭)公营企业的经营稳定性受到严重侵害”,“为保障经营稳定性,新政府应更多聚焦于成长性、事业性和收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