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衰退与高物价同时出现的滞胀正在成为现实。监管改革是经济困难时不花钱却能防止衰退、拉动增长的最佳手段。新政府也把“民间牵引、政府推动的活力经济”作为国政目标之一,并将“通过监管体系革新提升经济活力”纳入110项国政课题。新设由总统主持的监管革新战略会议、组建官产学联合监管革新推进团等,显示出对监管改革的强烈意志。
历届政府都曾卷起袖子解除阻碍企业进入市场与开展活动的枷锁,打着象征性政治口号轰轰烈烈地喊监管改革。李明博政府的“拔电线杆”、朴槿惠政府的“指甲下的刺”、文在寅政府的“红旗法”等,都是此前的代表性象征语。
但是否取得了真正成果?企业对监管改革的满意度处于谷底。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监管改革排名中,韩国在38个国家中位列第33位,接近垫底。原因在于,执政初期声势浩大地起步,但因利益相关者反弹以及顾虑这种反弹的政界与公务员意志减弱,到政权末期监管反而增加、监管质量也变差,这种现象反复出现。
希望这次务必守住起步之初的承诺,被铭记为监管改革成功的政府。为此,必须把执政初期的强大推动力贯穿五年。要实现民间主导、政府支撑的经济,就要先去掉企业鞋里的石子和脚踝上的沙袋。通过增长创造就业,只有在企业创新的种子结出果实时才有可能。监管成为企业创新绊脚石的国家,前途黯淡。绝不能让渴望进入新事业的企业家的创新成果因监管而被埋没。对已寿终、变得不必要的监管要果断废除,对过度的监管要利落清理,对陈旧生锈的监管要加以合理化。在新设监管或强化现有监管时,应通过恰当的竞争影响评估阻断坏监管。不妨尝试像唐纳德·特朗普政府那样、新设一项监管须废除两项现有监管的“1 in, 2 out”式监管总量管理方案。
制定监管的是公务员,改革监管的也是公务员。为使机构负责人的监管改革热情最大化,在机构及机构负责人考评时应赋予最高权重。也需要强有力的激励,使公务员成为监管改革的主体而非对象。对取得监管改革成果的公务员,应给予破格晋升、表彰、海外教育培训机会、绩效奖金体现等破格待遇。还要有效克服监管改革的障碍因素。在坚持原则的同时,通过对话与妥协说服监管改革的抵抗势力,并与监管改革的受益者合作,扩散改革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