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法院作出判断:即便被怀疑为不当获取保险金而投保死亡保险,对在免责期届满后选择极端行为的投保人仍应支付保险金。
韩国大法院第二部(主审大法官千大燁)23日表示,已确定原审判决,在已故企业家的配偶与子女对三家保险公司提起的保险金诉讼中判决原告胜诉。
在中国从事服装业的A某因生意不顺于2015年回国,并在当年1至3月共签订10份死亡保险合同(保险金总额约31亿韩元)。他每月缴纳保费75.65万韩元。
A某在签订最后一份保险合同整两年后的2017年3月7日离家,两天后被发现上吊身亡。据查,去世前A某从多家金融公司或信用卡公司获取贷款或现金服务维持生活,经济状况困难。
保险公司将自杀免责期定为2年,若在此期间因极端行为死亡则不支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主张,A某在自杀免责期届满后立即采取极端行为,意在不当获取保险金。
对此,A某的家属起诉保险公司要求支付保险金。一审法院认为,“A某在签订本案保险合同前后并未确保稳定收入,并因股票投资亏损相当金额”,“早在2010年前后已签订保险金达10亿韩元的人寿保险,每月缴纳保费271万韩元”。并补充道:“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当获取保险金的目的并为此自杀,遗属已通过其他保险合同领取10亿韩元保险金,保护必要性轻微”,“难以认为仅因是自杀免责期届满后的自杀,保险公司就有支付保险金的义务”。
但二审和韩国大法院的判断不同。二审作出判断,保险公司应向遗属各支付约5000万韩元至8000万韩元的部分保险金。法院认为,从A某在韩国和中国持有的公寓、汽车、现金、股票等来看,维持10份保险所需的每月70余万韩元保费并不过多。此外,从A某2016年申请服装商标或购买公寓来看,难以视其为准备死亡的人。
二审法院判定:“鉴于死者在短期内签订多份保障型保险合同等情况,其动机或目的虽有些疑问,但未得到明确证明”,“仅凭不明朗的情况,不能断定存在不当获取保险金的目的”。
不服判决的保险公司提出上告,但韩国大法院认为二审判断不存在法理误解等问题,维持原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