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精致华丽的高丽佛画为代表的高丽佛教美术相比,人们认为朝鲜时代是‘崇儒抑佛’的时代,没什么可看的,但绝非如此。壬辰倭乱之后,朝鲜佛教并非‘崇儒抑佛’,而是迎来了尊崇儒教同时尊重佛教的‘崇儒尊佛’新中兴期。报恩法住寺捌相殿、金堤金山寺弥勒殿、扶余无量寺极乐殿以至求礼华严寺觉皇殿。若在今天复原,每一座大约需投入200亿韩元以上,是极其浩大的佛事。”
曾任文化财厅厅长的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理事长俞弘濬(见图)在新书《俞弘濬的韩国美术史讲义(讷瓦出版)》第四卷出版之际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近期采访时如此表示。这相当于为曾被视为文化“丑小鸭”的朝鲜时代佛教美术提供了新的视角。俞理事长表示:“如此大规模的寺刹重建并非由国家主导,而是接受民众布施进行的,这意味着佛教盛行程度非同一般”,并说明称:“举行野外佛教仪礼及集会时,为了远处也能看见而制作的帧画就是挂佛,朝鲜时代制作并流传至今的90余件挂佛中,有40件以上被指定为宝物,可见其水准之高。”他还补充说,如果说贵族式的高丽佛画是格律诗,那么平民化的朝鲜佛画则有如自由诗般的亲切感。
以《我的文化遗产踏查记》闻名的俞理事长,为了系统整理韩国美术史,于2010年出版了《俞弘濬的韩国美术史讲义》第一卷。此后2012年和2013年第二、三卷相继问世,但完成第四卷却用了9年。前两卷涵盖了从三国时代到渤海、高丽的美术史,第三卷则梳理了朝鲜的绘画与书法。关于本书出版迟缓的原因,他表示:“一方面是因为绘画史专业出身者要消化其他领域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正式处理了此前美术史未曾涉及的‘死角地带’,所以推迟了。”
占据本书前半部分的朝鲜“建筑”领域便是如此。俞理事长指出“此前建筑史一直只从多包样式、歇山顶等建筑家中心的结构角度切入”,并强调“作为美术一个分支来看的建筑,其功能与美感优先,应全面考察宫阙、官衙、宗教设施与民间住宅四个领域”。书中通过描绘正祖亲卫部队壮勇营军营本部建筑的《本营图形》,点出“利用虚墙与树木分割空间、莲池营造的静谧氛围,散发出不似军队官衙的雅趣”。朝鲜后期曾任多地郡守的韩弼教让人绘制自己任职过的15处官衙的《宿踐諸衙圖》,画作本身颇具魅力,更妙在能让人想象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而尽数消失的旧日官衙建筑。
以装饰王陵与民间墓地周边石造物为主角的“陵墓雕刻”也值得关注。俞理事长表示:“彻底遵循《经国大典》和《国朝五礼仪》的朝鲜王陵陵墓雕刻具备定型与规范,尽管出自当代最顶尖雕刻家之手,却常在韩国美术史中被遗漏”,他强调“庄祖(思悼世子)隆陵的文臣石极为优美,甚至被用作封面,而其背面日月、云鹤、树木等的精致,必须亲临现场观看体会”。不仅如此,以长栍为中心的民俗美术也单独占了一章。
“美术史不是把遗物套进形式与框架,而应通过研究遗物来确立美术史。此前与文化遗产相关人士或学生一同踏查时,我常听到‘即使学了美术史,还是有太多美术品看不懂’的抱怨。基于这一反思,我这次正式叙述了在既有美术史中被边缘化的门类。正在撰写的第五卷是工艺篇。《文化遗产踏查记》是没有计划就开始的,但《韩国美术史讲义》我要好好反映自己对美术史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