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改革比什么都紧迫。尹锡悦总统在首次国会施政演说中恰好很好地阐明了劳动改革的必要性。如果就业市场缺乏灵活性,企业最终会离开韩国,岗位也将消失。”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常任副会长权泰信在首尔汝矣岛全经联会馆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劳动改革,评价强调劳动改革的尹总统读懂了时代精神,并表示提高雇佣灵活性十分紧迫。他严厉批评上一届政府的劳动改革反而出现“退步”,认为仅强化工会团结权的法律修订使劳资关系进一步恶化。
权副会长指出:“我国劳资关系具有对立性和斗争性,罢工造成的损失高于主要国家水平”,“允许被解雇者和失业者加入工会、允许非从业人员进入工作场所、制定重大灾害处罚法等一系列反映劳动界立场的立法接连出台,使劳资之间的力量平衡被削弱。”
他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尹锡悦政府不加快劳动改革,先进的就业市场将遥不可及。事实上,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国家竞争力评估,以2019年为准,韩国在全球141个国家中,裁员成本排第116位、雇佣与解雇灵活性排第102位、劳资合作排第130位,均处于最低水平。此外,2009年至2019年,年均每1000名工薪劳动者因罢工造成的工作损失日数(ILO)韩国为38.7天,约为日本(0.2天)的194倍。
权副会长强调,需要改善法律制度以纠正劳资之间的“倾斜的操场”。即应允许罢工期间的替代劳动、禁止占据工作场所,并新设针对工会不当劳动行为的改善制度。权副会长表示:“与主要发达国家不同,韩国没有积极应对罢工的手段,为避免生产损失,现实中只能接受工会的不当要求”,“在工会日益组织化、影响力扩大的情况下,对强迫加入特定工会或参加罢工等工会不当劳动行为缺乏制裁手段,谈判平衡力正在下降。”全经联估算,韩国严重的劳资纠纷和落后的劳动监管导致的年均工作损失,造成的损失额每年约达4万亿韩元。
关于尹锡悦政府提出的民间主导经济振兴,他呼吁大胆破除监管。权副会长强调:“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35次提到‘自由’一词,强调自由的价值,因此期待其推行保障企业自主性、重视市场经济原理的政策”,“应放宽对大企业的歧视性监管,特别是Commercial Act、MRFTA、金融集团统合监管法等企业监管三法以及重大灾害处罚法,对经营活动影响严重,必须全面重新审视。”据全经联统计,当企业资产从1000亿韩元增至5000亿韩元时,适用的监管数量将从5项激增至127项。
他还强调,为构建经济增长与税收增加的良性循环,需要减轻法人税、遗产税等企业税负。权副会长表示:“应下调法人税率、简化税率级距,同时积极扩大对研发(R&D)、设施投资等的税制支持,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遗产税方面,名义最高税率为50%,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8个成员国中仅次于日本(55%);若适用最大股东股份溢价评估则达60%,位居OECD首位。短期内需下调税率、缩小课税基准,中长期则宜废除遗产税并转为资本利得税。”他接着补充:“应摆脱将继承视为‘财富世袭’的视角,转变认识,把它看作通过企业传承强化技术竞争力、促进投资与创造就业的手段。”
曾任财政经济部(现韩国企划财政部)次官和国务总理室室长的权副会长,也表明了推动经济向民间主导转型的主张。重点在于,政府必须摒弃“一定要做点什么”的观念。他建议:“我也长期在公职任职,政府官员有一种必须为民间做点什么的使命感,问题是这很容易演变为监管”,“即便出于良好意图的监管,一旦设立,企业也可能被束缚、活动受限,应牢记这一点,集中精力保障民间自由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未经政策经济影响分析或深入研究就推进的政策,反而只会产生副作用。
迎接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改革监管体系的必要性也在增大。为此,他提出了以下替代方案:△负面清单制度义务化 △引入议员立法监管影响评估 △充实监管审查制度 △充实监管成本管理制。权副会长指出:“虽然在新产业领域的监管中适用负面原则,但只是不具强制力的建议水平,大部分监管仍维持只允许列举事项、其余一律禁止的正面清单方式。”他补充说:“也有必要将在新设或强化监管的议员提案法案中附加监管影响分析报告的做法义务化。”
权副会长还高声呼吁废除助长反企业情绪的监管。他指出:“经济法令中对最高经营者(CEO)的刑事处罚条款多达2200项,企业人只能成为潜在的犯罪者”,“把全球企业的代表仅凭嫌疑就推到摄影线前,或者传唤到国会加以斥责、令其难堪等,负面看待企业的惯例十分普遍。”他同时坦言:“企业正在实践环境、社会与治理结构(ESG)经营以及透明、伦理经营等社会责任,但仅靠企业的努力,在化解反企业情绪方面存在局限。”
权副会长认为,国际通商关系应以美国总统乔·拜登访韩为契机,以美国为中心重组。他解释说:“韩美供应链同盟在大框架上是经济安全的一个支柱,清楚地显示出安全与经济关联性提高的当前国际形势”,“在原本重视效率的全球供应链向以稳定为主重组的过程中,有必要积极参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他期待,通过这一途径,韩国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尖端产业供应链中的作用可以扩大。权副会长表示:“拜登政府自就任之初起就持续强调尖端产业中同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随着半导体、电池、电动汽车、第六代(6G)通信等未来技术合作具体化,韩国的参与将得到加强,同时中国的牵制也会加剧。”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以“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为代表的战略模糊性如今已寿终正寝。权副会长指出:“韩国过去以战略模糊性为标志的外交战略,既失去了美国和日本的信任,也未从中国获得应有的待遇”,“现在有必要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安全为主重组战略。”
整理=金基赫 记者 摄影=成炯周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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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庆北永川 △大邱庆北高中 △首尔大学经济学系 △行政考试第19届 △财政经济院(现韩国企划财政部)证券制度负责官 △总统秘书室经济政策秘书官 △财政经济部次官 △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大韩民国代表部大使 △国务总理室室长 △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副委员长 △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