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暴涨与景气恶化,使滞胀的恐惧扑面而来。当前状况与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引发滞胀的1970年代有相似之处。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之后,又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的城市封锁而面临原材料供应危机。另一方面,如石油危机发生之前那样,通过财政扩张和低利率政策等以货币刺激景气,导致生产率增长减弱。由此,滞胀风险加大。但1980年代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滞胀。即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和新冠危机中,也避免了物价暴涨。这是因为企业接连倒闭、失业率飙升、连政权都崩塌的滞胀噩梦留下了教训,此后各国都致力于稳定物价。
即使滞胀的发生无法避免,损失也可以减少。从1980年代的经验看,石油危机导致的物价暴涨冲击在韩国比发达国家大两倍以上,但从景气衰退中的恢复力比发达国家强三倍。恢复所需时间,韩国也比欧洲乃至美国更短。从当时的物价上涨率看,韩国1980年飙升至28.7%,1984年骤降至2.27%。相反,美国1980年上升至13.55%,1983年降至3.21%;欧洲1980年升至13.52%,直到1986年才降至3.75%。经济增长率方面,韩国1980年跌至-1.65%,但1983年猛增至13.38%。相反,美国从1982年的-1.8%上升至1983年的4.6%,欧洲从1975年的-0.7%到1988年才恢复至4.2%。
全球供应链危机源于将资源武器化的国际政治秩序变化。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力量能够改变的问题,因此对由此产生的滞胀,减少损失的努力更为重要。我国原材料对外依存度高,加之过度监管和劳动市场的僵化,使其对滞胀更加脆弱。欧洲在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中冲击大且持续长久,原因也在此。欧洲从石油危机之前就不断强化对经济活动的监管,并把物价上涨与工资上涨联动,使劳动市场僵化。以增加就业、强化福利为名提高税收、扩大财政。石油危机发生后,又依赖控制价格与工资的收入政策,工会罢工增多且愈发激烈,但对加息则以损害就业为由态度消极。
国际政治秩序恶化,滞胀风险就会加大。但如何变化仍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若以草率判断高估风险,反而会扩大损失。也就是说,因误判把利率提高到现在的数倍,会自招景气衰退长期化和高失业。当务之急是减少滞胀的损失、使恢复更为容易。我国过去5年重复了1970年代欧洲的失败,对滞胀更加脆弱。因为原材料对中国的依存度提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加强,自我削弱了竞争力。
尹锡悦政府把稳定物价作为首要课题,推进强化经济安保和向民间主导经济转型。作为克服滞胀的对策,方向是正确的,但成功取决于多快付诸实施。有必要回顾1980年代的经验——在推进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排除政界对经济政策的干预,从而较早克服了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