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移民政策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确定适宜人口规模。日本早在2015年就确立了1亿人的基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人口政策。我们也需要思考,多大的人口规模在社会经济层面最为理想。”
姜东官(62岁,见图)移民政策研究院院长17日在首尔新亭洞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移民、外国人政策频繁变动,也是因为没有对适宜人口进行研究。”姜院长在美国肯塔基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历任韩国财政学会会长、移民政策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2020年1月就任院长。
在他看来,移民并非单纯的选择问题,而是韩国得以存续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低出生率,使移民不再是遥远国家的话题。姜院长强调:“去年国内333所大学的招生名额为48万人,但出生人口仅为27万人”,“如果再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等问题,对移民的思考已不能再推迟。”
尽管如此,他认为韩国社会对移民者或外籍劳动者的接纳程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经济好的时候还算可以,问题出在经济转差时。此时人们会把所有原因都归咎于移民者或外国人。据称最近随着就业难度上升,以MZ一代为中心对外国人的负面认知有所上升。虽然移民者对劳动力的替代性较低是事实,但现实是这些话说不通。他指出:“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在韩国是年轻人不愿去、难以招到人的地方”,“尽管如此,却说外国人抢走了工作岗位,这是无稽之谈。”
姜院长指出,国民对待移民者的态度存在矛盾。韩国国民到海外去就没问题,而对他国移民却怒目而视,这样是否合适?他补充说:“国内外国人为200万人,但海外韩人多达750万人”,“若适用同样的标准,那么所有出国的国民都应被赶回来。”
问题还不止于此,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具有双重性。“按国籍加以区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歧视’就是典型。对来自美国或欧洲的人态度友好,而对来自东南亚、非洲等相对贫困国家的外国人却加以轻视。为了社会融合,这种现象也必须消失。”
姜院长常说一句话:“以为引进的是劳动者,进来的却是人。”因为需要劳动力而接纳外国人,但他们的文化也随之进入。这意味着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接纳度十分重要。他主张:“外国人流入与社会融合归根结底如同一体两面”,“在接纳移民者多样文化方面,应秉持追求幸福与禁止歧视的宪法标准。”
他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社会融合,需要三个前提条件。首先是要积累数据,以便在接纳移民者时能比较社会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他建议:“要制定移民政策,必须细致分析对劳动市场的影响与收益、产业效应等,并向国民呈现”,“为此需要设立类似信息统计院的机构来汇集移民相关数据。”
他还强调了面向移民者的社会融合基金的必要性。当也门难民问题成为社会议题时,批评的核心在于,为何要用国民缴纳的税金去帮助他们。姜院长提议:“移民者缴纳的手续费和罚款等规模约为1300亿韩元”,“若以此为财源帮助移民者,国民的抵触情绪将会减少。”
他还强调,需要一个能统管分散在各部门的相关机构的中枢。姜院长补充说:“将韩国法务部、女性家族部、雇佣部、韩国企划财政部等移民政策相关部门整合为处或厅较为可取”,“既然要做,最好走向独立部门即厅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