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为抑制通胀于5月4日大幅上调基准利率0.5个百分点,并预告今后还将数次加大加息步伐。我们国内在对加息必要性形成共识的同时,也无法忽视家庭负债压力与经济放缓忧虑。尤其是近期物价上涨不仅是此前量化宽松的结果,还是反映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这对进出口依存度高的韩国经济构成相当大的风险因素。因为生产成本上升,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就业也很可能受到冲击。
据政府统计,近期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这只是短时工作增加带来的统计错觉,与经济全面复苏的信号相去甚远。经济复苏时整体劳动时间投入会增加,而实际上只是就业人数增加,劳动时间投入仍处停滞。仅反映就业人数的政府统计就业率,今年3月比疫情前的2019年3月上升1.0个百分点。但把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也计入的全日制折算就业率反而下降了2.7个百分点。更进一步,与最低工资大幅上调之前的2017年3月相比,全日制折算就业率竟下降了5.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韩国的就业状况并不足以支撑像美国那样果断的加息。
若再加上工资上涨压力,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与随市场需求自然形成的工资上涨不同,由大企业工会人为主导的工资上涨,对尚未真正启动的经济复苏可能是致命的。当业绩良好的企业想扩大投资和雇佣时,若失业率低、人力不足,工资也可能按市场原理上涨。但工会主导的加薪必然超出这一水平,结果反而造成企业投资与招聘萎缩的反效果。大企业工会劳动者的工资会大幅上涨,但中小分包企业负担增加,本应提供给青年求职者的岗位消失,从整个经济和全体劳动者来看反而是损失。加之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之上再叠加过度的人力成本负担,就不只是经济复苏延迟,滞胀也可能成为现实。二战后工会与政府的“战后共识”(Post-War Consensus)引发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英国病”的经历,在韩国也显现出原样重演的迹象。
要破解成本推动型通胀与经济放缓这一难题,除了提高生产率和削减成本别无良策。需要投资和技术开发,为筹措所需资金,应最大限度地节制脱离市场原理的人为加薪。政府应废除束缚企业的不必要监管、下调法人税,同时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并纠正劳资关系中倾斜的赛场,使企业能够挺过艰难现实并进行投资。挺过困难条件的企业越多,经济好转时就业越能弹性增加;而在连本可存活的企业也被淘汰的僵化结构下,经济复苏困难,就业复苏更难。创造岗位的终究是企业,因此束缚企业的监管与税负以及不合理的劳资关系,同样也是束缚劳动者和国家经济的因素,新政府应当好好体会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