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5-09 | 여론독자부

[白想论坛]“智慧福利”的成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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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福利国家危机成为焦点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与经济的良性循环”在多数福利发达国家已成为新的政策目标。这也是10日新就任的尹锡悦政府在大选过程和过渡委员会运作期间所强调的国政核心目标。我国政府的社会福利领域预算近期快速增长,2022年已占全部预算的32%。但多数制度与项目以供给方而非需求方为中心设计,且制度之间衔接不足,在效率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笔者拟从强调社会福利效率的“智慧福利”角度,提出以下三项原则与改进方案。

智慧福利的第一个要件是将社会福利与就业相连接。这是1994年执政的英国托尼·布莱尔政府推行的战略,在我国也以2000年实施“国民基础生活保障制度”为契机得以引入。目前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自立项目是其核心。今后的课题是将其扩展至整个经济,把社会服务产业培育、发展为创造就业的成长型产业。社会服务产业在过去20年堪称创造就业的宝库,占据了这一时期就业增长的大部分,但非但未被培育为成长产业,反而成为各种监管与干预的对象。为从根本上加以改善,应尽快制定并执行2021年9月在国会通过的《社会服务支援及社会服务院设立与运营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的“社会服务基本计划”。该计划应纳入多样化的激励政策,包括利用社会金融市场和企业社会贡献活动以促进社会服务领域社会企业与社会合作社活动的方案等。

智慧福利的第二个要件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等实现“数字福利(e-Welfare)”。这也是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采取的战略。上周走访芬兰和丹麦、考察其数字福利战略的笔者,拟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这些国家的“数字福利战略”涵盖数字医疗、数字社会服务以及数字教育,建议我国也以同样方式推进。特别是应在对芬兰将保健与社会服务领域数字信息收集义务化的Kanta项目、以及衔接保健与社会服务的Apotti项目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制定适用于我国的具体方案。此外,还应设立能够促进数字福利技术开发与普及的公共层面基金,并需要设立、运营制定数字福利战略并评估推进过程的政企联合“智慧福利中心”。

智慧福利的第三个要件是将现有以供给方为中心、多头分散的递送体系全面改革为以需求方为中心提供整合服务的方向。代表性成功案例是澳大利亚的Centrelink。Centrelink将各类社会保障相关服务与就业服务以需求方为中心加以整合,按地区向需求方提供。澳大利亚将Centrelink的运营委托给民间机构,提供福利及就业服务的政府部门则通过业务协议,把相关服务的供给委托给Centrelink。相反,我国的韩国国民年金、国民健康保险等所有社会保险各自设有递送体系并运营,韩国雇佣劳动部也独立维持全国范围的就业服务行政体系,由此产生的行政低效极为巨大。因此,有必要积极研究引入“韩国式Centrelink模式”等社会福利递送体系的全面改革。

在社会福利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曾需要着力扩充社会福利制度与相关预算,但如今应开启以社会福利部门效率为先的“智慧福利时代”。期待以新政府就任为契机,开启重视质量改善而非数量扩张的智慧福利时代。同时也期待实现观念转变:从政府独自承担社会福利的“西方式福利国家”,转向政府、企业与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构建、共同享有的“韩国式福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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