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政府积极推进的对外政策中,有以东南亚及印度为对象的地区战略——追求经济与外交多元化的新南方政策。过去5年间,韩国向这些国家传递了重视它们的信息并奠定了合作基础,这是有意义的外交成果。
但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供应链不稳定等经济安全问题尖锐化、海洋秩序迅速崩塌的当下印太战略格局中,新南方政策是否为恰当的应对令人质疑。我们的开发援助、投资与技术是发展中国家所青睐的最大优势,但我们只专注于开拓市场,对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挑战缺乏战略。
在要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为朝鲜半岛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同时,当越南等东南亚友邦因南海问题与中国发生矛盾时,我国政府却只是反复重申“通过对话和平解决”的原则性表态。当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坚定表示应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和2016年国际常设仲裁法院(PCA)裁决等国际法原则时,我们保持了沉默。出于对中国的顾虑,我们迟疑于接受印太概念,并以推进独立战略即新南方政策为名,在与美国的合作上也态度消极。去年5月韩美首脑会谈虽就全面的印太合作达成一致,但实质性的后续措施仍不完善。
最大的问题是,通过有意回避印太地区主要战略与安全议题,我们自行缩小了对外能力。结果,尽管拥有世界第10位的经济实力,韩国的战略地位与存在感却远远落后。这是自己造成的结果。归根结底,新南方政策不足以成为我们冲破所面临地缘政治浪潮的对外战略。
提出“全球枢纽国家”愿景的尹锡悦政府,应超越这些局限,重新确立符合我们的身份认同、国家利益、普遍价值以及国际责任与角色的综合战略。为了能够灵活、敏捷地应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挑战,应扩大并进一步强化韩国的地区角色。在成为韩国繁荣基础的国际制度与规范正在崩塌的现实中,应与共享价值和战略利益的国家团结合作,致力于构建符合我国国家利益的地区秩序。
新政府应把东盟、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安保协商体),特别是掌握美中竞争关键之一的印度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伙伴推进战略联合,并在此前态度消极的海洋安全领域强化作用。新南方政策宜作为东盟地区政策予以保留,延续重视东盟的基调。
也有人担忧,一旦推进印太战略,中国会反对,韩中关系会恶化。但即便是在美中之间主张中立的东盟,也已在推进“东盟印太展望”这一自主战略。并未听说中国因此进行报复,或与中国关系恶化。相反,中国将与东盟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承诺大规模经济支援,进一步拉近东盟。
朝鲜半岛对美国和中国而言是不亚于东南亚的战略要地,韩国现已是发达国家。与其自我限制国家能力,不如进一步扩大经济与战略作用及杠杆(leverage),这才是长期与中国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关系的途径。我们在印太战略竞争中已经落后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