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明年最低工资,劳资双方的场外舆论战正酣。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主张,现在不是上调最低工资的时候,当务之急是减少超过300万人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者;对此劳动界反驳称,考虑到物价飞涨,大幅上调不可避免。与过去不同,尹锡悦政府保持了较为中立的态度。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相关人士早早就正式表明对明年最低工资没有意见。
虽然也有声音要求新政府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但据说交接委员会决定不将其纳入国政课题。虽不清楚其确切原因,但这种中立态度可谓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文在寅政府时期最低工资之所以争议不断,根本原因并非制度缺陷,而是上调幅度随政权意志大起大落,使市场陷入混乱。2018年上调16.4%和2019年上调10.9%,只是为实现2020年最低工资达到1万韩元这一竞选承诺的政治决定,并无合理依据。为缓解冲击,政府大举投入财政,国会还扩大最低工资计算范围,闹出种种风波,但市场对过快上调的恐惧并未消失。若细究,主张按行业和地区实行最低工资差别化的原因,也在于当前最低工资过高。
试图以制度改革来解决最低工资水平问题,只会使乱麻更加纠缠。不如着力于对最低工资水平适当性的国际比较分析,并使上调幅度的决定标准更加明确,这要有效得多。卢武铉政府以来近20年间,最低工资一直随政治风向摆动。由于存在缓解两极分化的社会共识,达到经济增长率2~3倍的过快上调也被轻易接受。最低工资成为改善分配的主要政策变量,卢武铉政府将最低工资最大限度地拉高,年均上调10.5%,相当于年均增长率的2.3倍。作为反作用,李明博政府将年均上调率压低至5.2%。令人费解的时期是朴槿惠政府时期,最低工资上调率达到增长率2.6倍的7.4%,超过了卢武铉政府。文在寅政府进一步加速,年均上调7.2%,超过增长率的3倍。经过这一过程,韩国的最低工资如今已处于很高水平,已超过中位工资的65%,与法国等若干国家争夺前列。现在是应稳定管理最低工资的时期。
稳定管理最低工资的最佳方法,是政府放手,将所有决定交给最低工资委员会。政权一旦表现出关注,劳资双方就会把政府拉进来,如同进行全国范围工资谈判一样展开场外较量,上调幅度也会大起大落。若政府信任并交由最低工资委员会的9名公益委员负责,他们有能力在自身责任下协调劳资协商。最低工资委员会可依据长期积累的专业性和最低工资法规定,考虑增长率与物价、类似劳动者的工资及收入分配指数等,得出适当的最低工资水平。据诚信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朴俊成分析,2005年以后最低工资的决定以增长率或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调率为主要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少许改善收入分配的份额。去年主要变量是增长率、物价和就业者变动,而今年也可以工资上调率预测值或100人以上企业的协约工资上调率为标准。
无论走哪条路,公益委员都必须以明确的标准展现出说服劳资双方和政府的意志。新政府也应认识到,纠正文在寅政府失误的最快途径,就是从最低工资决定中放手,最大限度地保障最低工资委员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