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检察机关侦查权的《检察厅法》修正案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对于通过修改《检察厅法》要实现何种社会目标、如何实现,并无任何说明。正如候任总统尹锡悦在担任检察总长时所强调的,检察制度始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检察机关是对权力进行侦查、保护国民的象征。共同民主党单方面推出的修正案不过是掩盖权力腐败的手段。
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是以机制设计理论闻名的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与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等人主张以社会工程方式打造乌托邦,机制设计因此受到关注。列奥尼德·赫维茨(Leonid Hurwicz)引入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概念,揭示出最佳机制并非中央集权式计划,而是市场。激励相容这一概念意味着人们的激励结构与制度相一致。埃里克·马斯金研究的是这样一种制度:人们依照自身激励结构去做想做的事,就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目标。通过这类研究,明确了忽视激励结构的独裁者计划或权力关系重组必然失败。
例如,医生通过诊断和手术治愈病人。为了治好病人,诊断与手术的全过程必须协调一致。如果把这一治疗过程界定为权力关系,分别交给拥有诊断权和手术权的人,会怎样呢?做诊断的医生有动机把诊断说得尽可能模糊,以免自己出错。进入手术的医生则按照模糊的诊断到处下刀。若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诊断有误,就会停止手术并要求重新诊断,因为拥有手术权的人没有诊断权。将诊断与手术分离的制度,最终并不是为了患者,而是诱使各方回避对诊断和手术的责任。结果,制度的引入使患者的痛苦更加明确。
主张“彻底剥夺检察侦查权”的人认为,检察机关同时拥有侦查权和公诉权,是权力者,因此应分割权力,把侦查权交给警察、公诉权交给检察机关。把一切都视为权力关系的人,并不理解这种侦查权分离会带来什么结果。因为他们眼中根本没有国民。
没有公诉权的案件应该去侦查吗?如果侦查,就等于处罚了国家公权力无法处罚的人。侦查本身就是公权力对人权的侵害。滥用侦查权对国民造成的危害之大,与滥用公诉权不可相提并论。公诉权受法院控制,而侦查权则不受控制。不考虑公诉维持的侦查必然扩大化。也可能为了权力而不去侦查,因为没有制衡装置。侦查权一旦独立,滥用和私有化侦查权的动机就会增强。在这一过程中,权力腐败被掩盖,国民的人权与安宁得不到保障。
此次修正案限制检察官只能在警察移送案件的同一犯罪事实范围内进行侦查,实际上使没有公诉权的警察掌控了公诉与侦查的全部范围。这是自我矛盾的。即使存在犯罪,因侦查不充分而以错误的犯罪事实被移送的犯罪者也会被释放。把不可分离的侦查与公诉强行分离,给警察提供了滥用权限的动机,同时消除了检察机关工作的动机,为国民工作的激励结构由此消失。
警察是直接面对国民的公权力。因为受检察机关指挥,警察对待国民始终十分谨慎。检察机关则通过检察总长的独立性与三权分立机制受到控制。由此形成了各机关必须保障国民人权与安宁的激励结构。“彻底剥夺检察侦查权”意味着一种动摇自由民主主义机制的新权力的诞生。共同民主党究竟在追求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