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大学安岩医院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韩奎万团队以女性劳动者为对象,分析了同时承担职场与家庭角色所感受到的心理冲突,即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程度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越高,抑郁症状的风险显著上升。
近期韩教授团队利用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实施的女性家庭面板调查(KLoWF)2018年数据,以19岁以上女性劳动者(含自营业者及无薪家庭劳动者)4714人为对象,分析了平时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关系。
研究团队用7个问项的问卷评估了女性劳动者同时承担职场与家庭角色(例如:既是妻子/母亲/女儿,又是组长)所经历的心理冲突水平,并将在全体样本中得分位于前25%的情况定义为存在高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另一方面,抑郁症状则使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9个问项韩国版PHQ-9问卷进行评估。
研究结果显示,感受到高水平工作—家庭冲突的女性劳动者,经历抑郁症状的风险比感受到低水平工作—家庭冲突者高2.29倍。此外,高水平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关系在20—30多岁的年轻女性、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收入较高的女性、有1名子女的女性、非正规职女性劳动者、从事服务业的女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50多岁和60多岁女性劳动者中,工作—家庭冲突分别使抑郁症状风险提高2.32倍和1.87倍,而在20—30多岁女性劳动者中风险高达3.78倍。这一结果提示,女性劳动者中存在对因工作—家庭冲突引发抑郁症状的风险更为脆弱的群体。
韩教授表示:“20—30多岁的年轻女性劳动者进入职场时间不长,处理家庭与职场角色冲突所需的经验或技巧可能还不够。特别是她们在职场中要学习新角色、作为下级工作,承受大量职务压力,同时与育儿相关的压力也可能非常大。”他特别指出:“对有年幼子女的女性劳动者而言,工作—家庭冲突可能成为非常实际的压力因素”,并解释说:“也就是说,以MZ一代为代表的20—30多岁女性劳动者承受着双重压力。”
据研究团队表示,在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女性劳动者中,因工作—家庭冲突导致抑郁症状的风险更为突出,这是因为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女性劳动者在职场中从事管理职或专业职的可能性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对职务的责任也更大,因此尽管家务负担沉重,仍会更多地感受到必须完美完成工作的心理压力。
此外,关于服务业从业者或非正规职劳动者对因工作—家庭冲突引发抑郁症状风险更为脆弱一点,研究团队解释说,服务业从业者或非正规职劳动者除工作—家庭冲突外,还承受着情绪劳动或就业不稳定的双重心理负担,且属于难以获得带薪育儿休假或弹性工作制等政策支持的脆弱群体。
韩教授表示:“因工作—家庭冲突导致20—30多岁女性劳动者辞职而出现职业中断,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也很大”,“应扩大带薪育儿休假或弹性工作制等有助于职场与家庭生活共存的政策支持,而营造在需要时随时可以使用这些制度的家庭友好型职场文化比什么都重要”。
他还强调:“因工作—家庭冲突引起的抑郁症状,有时表现为职场工作动力和生产率下降、在家庭中情绪耗竭和无力的‘倦怠综合征’,如果未接受适当治疗,有可能发展为抑郁症,需要注意。”
另外,此次研究(Association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female workers: An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moderators)已刊载于SSCI级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网络版最新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