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28 | 김창영 기자

太空产业从开发阶段就向民间开放……“应增加合同项目以保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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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崛起为全球十大太空运载火箭技术拥有国的韩国,其航天产业模式已触及极限。如同造船、钢铁等其他主力产业,太空领域的政府主导型开发模式一度似有成效,但近来航天产业向民间主导重组,发达国家与韩国的竞争力差距正在拉大。有观点指出,韩国若要跃升为航天强国,须从主要开发阶段起就允许企业参与,并将以研发(R&D)为主的政府项目方式扩展为合同项目等。

韩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着手开发国产卫星以来,一直由政府主导航天产业。方式是在航天开发中长期基本计划中列入重点课题,由政府向出资机构下达人造卫星与太空运载火箭开发等任务。其结果是,1992年发射了韩国首颗人造卫星“我们的星1号”,2013年首枚太空运载火箭“罗老号”发射成功,去年又进行了韩国型太空运载火箭“世界号”的首次发射尝试。在南美智利,韩国主导开发全球最大的“巨型麦哲伦望远镜”,在国家间合作方面也取得成果。这些都是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韩国天文研究院等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主导的成果。

但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航天开发模式,如今被视为阻碍从“旧航天(Old Space)”向“新航天(New Space)”转型的障碍。以美国SpaceX和蓝色起源、英国维珍银河为代表的太空企业正引领可重复使用火箭开发、太空旅行、卫星超高速互联网建设,热衷于范式转换,而韩国仍固守以国策研究项目为主的战略。

专家指出,由于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对太空项目逐一介入,相关部门与产业界意见难以得到反映的结构已经固化。国民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郭信雄指出:“形式是政府完成开发后让民间接受技术转移,但既有的航天开发方式现在行不通了”,“应从项目最初规划时就让企业参与,人造卫星或运载火箭等基本太空服务应交由民间开发”。

还有不少声音认为,政府出资研究机构航宇研独占航天开发研发项目带来了弊端。航宇研独占性地拥有政府预算、核心技术、人力、基础设施等,并把重心放在执行国家航天开发日程上,导致官僚化加剧,与反映时代变化的独创性研究渐行渐远。

韩国航空大学教授张永根上月在首尔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的“航空航天产业的未来”研讨会上批评称:“由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与航宇研主导的研发框架式航天产业化,早在很久以前就已面临极限”,“薄弱的旧航天产业化导致航天企业缺乏基础技术与创新能力,也与新航天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发展背道而驰”。

企业抱怨,政府太空项目一味以研发方式构建,参与本身就很困难。因为研发方式下技术所有权归开发机构,且只向企业支付研发直接费用,不含利润。企业的不满在于,成本得不到保障,若未能在约定日期交货,延迟赔偿金比率高达30%,从企业业绩来看是负数。此外,在与航宇研的服务合同中,企业只参与部分零部件制造等,结构上难以实现技术创新或积累能力,只能停留在分包商角色。

专家指出,若要扩大企业参与航天开发项目,须具体提出公共需求。建国大学航空宇宙工程系教授李昌镇批评称:“以卫星发射为例,如果政府决定按何种日程发射几次,民间企业就会事先核算盈亏,决定是否参与项目,但看现在政府的发布,没有这些内容”,“发射卫星之后,企业需要知道影像将如何利用才能做准备,而政府只是摆出为期一年的短期计划”。

要求将以参与研发为主的政府项目方式扩展为合同项目等的声音也很大。因为一旦政府可以发包合同项目,企业方面就能获得生产成本保障,收益性有望改善。去年底,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汇集此类舆论,向国会提交了航天开发振兴法修正案,但已搁置四个月。有观点指出,该法案还包含指定企业入驻的“航天产业集群”、将延迟赔偿金比率从30%下调至10%等内容,国会亟需予以处理。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在报告中建议:“为在新航天时代提升航天产业竞争力,应将国家航天开发项目体系从研究开发转为发包采购(政府采购)形式,以此扩大官民合作。”郭教授预计:“搁置中的法案若获通过,将有助于扩大企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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