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27 | 여론독자부

[金成贤专栏]草率政策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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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的政策是让所有人共同过得更好的政策。即在一个国家内不牺牲任何人、同时让社会其他成员过得更好的政策。经济学上称之为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帕累托改进不可能发生。因为再好的政策也会产生因该政策而受损的人,不可能让持有不同见解或目的的所有人都满意。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呢。

首先,因政策获益的人数应多于受损的人数。但并非所有政策都能仅凭人数来判断好坏。若多数获益、少数受损,但这些人的损失极大,或属于社会通念上不可容许的损失与牺牲,那就是坏政策。此外,不能只从短期判断利益或损失。即使是给多数人带来利益的政策,如果这种利益维持不了几年,长期反而给整个社会造成损害,那也是坏政策。以扩张性福利政策博取国民欢心,却因此导致财政崩溃、国家败坏的民粹主义就是典型例子。相反,也有看似只给少数人带来利益、但长期能增加多数人利益的好政策。对部分核心产业的公共研发(R&D)投资,虽有必须削减其他支出项目、短期内看不到效果的缺点,却是好政策的例子。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审视这些不显眼的各个角落,并研究政策将产生的长期影响。同时还要审视是否有人会因该政策受损,并为此准备附加对策。

目前正在国会讨论的"检警搜查权彻底剥离",是朝野双方共同促成的典型草率政策,具备上述坏政策的全部特征。首先,多数普通国民受损,只有少数权力者获益。这是为文在寅政府的一些人而制定的政策,也是为了让国会议员的腐败无法被侦查、只为他们自己服务的政策。此外,完全没有对政策将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这是在强硬派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主导下,没有像样的听证会、也没有对法案效果进行讨论,只在"必须在本届政权下通过"的目标下处理的草率法案。区政府连移一棵行道树,都要听取居民对其影响的意见,并与其他相关部门协商、深思熟虑后决定。此次的"检警搜查权彻底剥离"政策所遵循的决策程序甚至还不如此。

文在寅政府以来流行的说法中有一个叫"闹法",可解释为"靠闹腾制定出来的法"。这是讽刺所谓"国民情绪"被看得比宪法或实定法更重的状况。问题在于,这种国民情绪并不代表国民,而是少数利益集团或强硬的舆论操控势力。以这种方式制定的法案大多有草率处理的特征,因此必然产生副作用。"民植法"就是例子。该法使校区事故即便是单纯过失事故也要受到与酒驾事故同等程度的处罚,它在舆论压力下未经一场像样的听证会就草率通过,存在违反宪法规定的过度禁止原则的违宪之嫌。对两次以上酒驾加重处罚的"尹昌浩法",在韩国宪法法院被判违宪,理由是难以认定责任与刑罚之间的比例性。"禁止Tada法"也是如此。在出租车司机集体行动的压力下通过的"禁止Tada法",最终堵死了平台运输业的发展。愿意多付钱使用高级服务的消费者被置于末位,而在防疫限制解除的当下每晚为打车而展开"抢车大战"的市民正是受害者。

此次的"检警搜查权彻底剥离",不仅是推动它的共同民主党,如果"国民力量"党也达成协议予以追认,那么它将成为全体国会议员共同犯下的坏的草率政策的标本。必须牢记,为少数而牺牲多数的政策,眼下或许对他们自己有利,但长期而言是让所有人受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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