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提醒人们:韩国大学所面临的苦恼十分深重,现实条件极为贫乏。而且,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引领这场变革的能力与资源正日渐枯竭,应对未来文明变动所需的结构改革,其障碍因素在大学内部堆积如山。”
这是蔚山大学理事长金道演在结束浦项工科大学校长任期后不久、于2019年末与11位私立大学校长共同出版的《校长的苦恼:谈大学的革新》一书序言中的一段。金理事长以“同病相怜”的心情,与因学龄人口减少和学费冻结而陷入财政匮乏的私立大学校长们一同苦思,如今仍在探寻克服大学危机的解法与革新方案。采访前,他刚为“韩国版密涅瓦大学”太齐大学的设立提供咨询,他表示:“没有校园、辗转世界各地、在线上课并完成项目的这种大学形态是否就是正确答案,我不清楚,但希望它能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良好影响。”
面对有关高等教育危机成因与克服之道的提问,金理事长的回答简明扼要。他说:“大学必须反省并改变”,“扩大政府财政支持、保障自主性也是必要的,但大学自身也要付出改变和革新的努力”。金理事长强调:“只有大学成员抱着废除教授终身教职制度的决心、自我牺牲、放下既得利益,才能恢复国民的信任,也才能确保财政支持的正当性。”
——高等教育危机论持续不断。您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高等教育危机并非只是我们的问题。发达国家也因人口减少而使大学陷入困境。我们还有招生定员制度,问题更大。即使学生人数减少,首都圈大学仍能招满定员,但地方大学很难。正如‘按樱花开放的顺序倒闭’这句话所言,如今地方大学正迅速空置。然而首都圈也会开樱花。再过10年,首都圈大学也招不满定员。这是生死存亡的危机。我国78%的大学生就读于私立大学。私立大学一直依靠学费运营,而学费已冻结14年。考虑到物价上涨等因素,如今是用相当于14年前一半的钱在办大学。教育质量只能下降。地方大学疼也不敢说疼。因为一说疼,学生就不来了。”
——您是说,学费冻结政策这类政府过失责任重大。
“政府政策确实如此,但大学也大有过失。由于国民对大学缺乏信任,才得不到支持。社会与大学的关系就像夫妻。虽然如今角色已大为不同,但过去父亲在职场赚钱、母亲在家养育孩子,同样地,社会在经济上支持大学,大学培养人才输送给社会。现在这对夫妻处于离婚状态。社会抛弃了大学。虽说社会有错,但大学也没做好。大学若想与社会重新结合,不能只是指责,而要自己先改变。”
——有人对政府支持大学持否定看法。这是因为私立学校腐败所导致的不信任。
“我认为大学应当拥有远比社会标准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在门户网站上输入私立学校,最先出现的关联搜索词就是私立学校腐败。私立学校的腐败必须确实揭露、动手术,该处罚的要处罚,但也要给予支持。大多数私立学校都在努力办好。我国至今一直受益于私立学校。在国家困难、政府无力承担时,不正是个人挺身而出承担了高等教育吗?教育机构中发生的腐败绝不能容忍,但不应把部分私立学校的问题扩大到整体加以抨击。”
——那么大学自身应当修正和改变哪些方面?
“是选举领导者的方式。如今大多数大学实行校长直选制。并非只有直选制有问题,但弊害太大。大学是由明确的领导者带领前行的社会。应当让持有更有价值见解的人成为领导者。校长任期仅4年,大多还不能连任。4年内能做的事非常有限。无论哪所大学,校长任期过了2~3年,就会出现近10个觊觎接任的人。他们最先要打倒的人就是现任校长。任期4年的校长没必要考虑10年后的事,还会推进大胆的革新吗?所以日本也把公立大学校长任期改为6年。基本上,大学校长不设任期才是对的。若能发挥领导力使大学发展,干10年、20年也应该可以;做不出成绩,哪怕两年也该辞职。这样才会产生领导力,也才会形成追随力。”
金理事长指出,一到选举就休职参选、之后又回到学校,或为谋取公职而向政界靠拢的“政治教授”,也是拉低国民对大学信任的罪魁祸首。他还批评,大学当局无法严正处理招生腐败问题、看政界眼色行事的办事方式,同样是失信之举。
——为缓解半导体人才短缺问题,要求放开首都圈大学定员管制的呼声很高,但认为这会妨碍区域均衡发展、加深地方大学危机的反对意见也不容小觑。地方大学该如何培育?
“发达国家的定义有很多种,但地方拥有一流大学的国家才是发达国家。像我国这样只有首尔才有一流大学、所有学生都想来首尔,是个大问题。首先要对地方大学投资。有人提出‘打造10所首尔大学’,我认为很好。应当增加对地方据点国立大学的支持,把它们办得更好。但是,要让国民认为应该这么做,大学得先展现出改变的样子。如果一切照旧却要求增加投资,国民不会容许。他们会说,难道至今是因为没有投资才没发展吗?必须展现出革新的姿态。为此,地方大学必须舍弃自己拥有的东西中最珍贵的那一样。要舍弃既得利益。”
——具体要舍弃哪些既得利益?
“庆北大学、全北大学、釜山大学在所设学科等编制上完全一样。希望先舍弃50年前设立的按学科划分的教育体制。不分学科招生,教育到二年级后,让学生各自选择想学的专业。即便工学院有60%的学生说要主修计算机,也没有大问题。学生是明智的。可能会出现部分扎堆,但各自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完全不展现改变和革新的姿态,却只对国家和社会要求增加支持,这不行。盲目增加预算并不能变成首尔大学。当然,增加支持总会好一些。
地方据点国立大学情况还算好些,但中小城市小规模大学所处的现实真的很严峻。一座城市有没有大学,差别极其巨大。有年轻人才有生气。规模1000人左右的学校全都面临关门,而大学一旦消失,城市就会失去活力。这是地方消亡的捷径。韩国与日本的大学生人数相近,但大学数量日本多出约一倍。日本有很多定员在1000人左右的大学,且大多是地方私立大学。政府补贴私立大学教授薪酬的一半。通过支持运营费和经常性费用,帮助地方大学维持下去。小城市的大学一旦关门,将成为国家层面的大问题。”
——如果要增加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财源该如何筹措?
“财源再多,也不该用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即便再少,有价值的事也一定要投入。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政府财政支持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60%。相反,中小学则高于OECD平均水平。如今江南一般的幼儿园学费每月就要100万韩元,比大学学费还高。学生人数在减少,用于初中等教育的地方教育财政拨款却还有剩余。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有人主张改革地方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将其用作高等教育财源,但教育界反弹强烈。也有声音呼吁新设高等教育税。
“所以我才说大学要先展现出改变的样子。大学要做出让社会大吃一惊的事。比如废除教授终身教职。美国100多年前设立终身教职制(tenure),是为了保护受政治压迫的教授。如今哪里还有没有政治言论自由的社会?教授终身教职在社会看来是极为稳固的铁饭碗。这甚至是一种连懒惰、不负责任的教授也加以保护的制度。美国佐治亚州去年取消了28所公立大学教授的终身教职,甚至剥夺了已获终身教职教授的权利。即便教授们反弹,美国就是有这种领导力的国家。我们的大学也应当展现出这样的姿态。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造船工学系一度非常红火,但随着造船业主导权转移到日本和韩国,该系被撤销了。我从未听说国内大学的工学院撤销过学科。甚至连缩减学生定员的说法都很难听到,这就是现实。所以社会不信任,也不主张支持大学。在这种状况下,学费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要求扩大大学在学费、招生等方面自主性的呼声很多。下月上任的尹锡悦政府的大学政策基调也是扩大自主性。请您对新政府的教育政策方向提出建议。
“新政府表示要推进通过人工智能(AI)实现的教育革命,还要观察。AI正在引发文明的变化。1750年到2000年是产业文明时代,我们至今的教育制度也是培养适合产业文明时代的人才。从2000年起转变为数字文明时代。迎接数字大转型时代,需要国家层面思考并努力: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不能还只教怎么打磨石头。
在因新冠疫情而被要求改变教育方式的情况下,我担任委员两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未来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标题是‘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份教育的新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 together : 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有意思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最近发布的未来教学工作组报告标题('Reimagining the Classroom, Enriching Content, and Expanding the Harvard Community')中也有‘Reimagining’。意思是新冠已让世界改变,大学教育也必须重新想象、重新设计。据说哈佛大学82%的教授认为今后必须改变教学方法。就是说,在进行面授的同时,要制作更多短小的数字课程内容,实行‘混合式学习(Blended Learning)’。哈佛大学有什么理由改变呢?尽管如此它还是要改、要变。所以它才是领导者。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大学,也到了必须彻底重新想象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