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人给你提供一份地位、权限和年薪都比现在更高的新工作。相应地你要经常加班,而且工作地点离家很远。你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这是美国一项问卷调查的题目。关于接受提议的可能性,各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回答“非常大”和“有一定可能”。其余三分之一回答“不太可能”,回答“几乎不可能”的则为零。另一项调查询问了最让本人感到幸福的事情。性生活、运动、观赏展览及音乐会、酒吧及咖啡馆、与孩子玩耍或为其读书、阅读、散步、休息等占据了前列。大部分都是花钱很少或完全不花钱的活动。不过有一样东西是必需的,那就是“时间”。如今的人们等于是在为赚钱而耗掉了幸福所需的时间。
新书《知性幸福论》是一本以收入与幸福的关系为核心,提出幸福生活所需个人与社会条件的著作。作者是“幸福经济学”创始人、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系荣休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他在1974年提出所谓“伊斯特林悖论”——“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幸福便不再增加”,在经济学界引起巨大波澜。与当时主流经济学界主要分析人们行为不同,他关注的是人的情感。
今年97岁的作者以近几年在大学开设的幸福经济学课程为基础,像爷爷对孙辈讲话一样亲切地讲述寻找“真正幸福”的方法。书中广泛考察了年龄和性别,以及环境污染、宗教、志愿服务、政治体制等社会因素对幸福的影响。
他说,经济学原本的终极关切就是公共的幸福。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杰里米·边沁等古典学派都坚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但自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之后,经济学变质为一门关于决策与选择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幸福或结果的学问。人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要素,幸福直接等同于人均供给的物品数量,这种观点主导了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相信只要收入和经济增长持续,人们就会幸福,于是把国内生产总值(GDP)当作绝对的神来信奉。
相反,伊斯特林断言:“人们在物质上拥有得越多,想要的东西也越多”,“以牺牲家庭生活和健康为代价,期待钱多了会更幸福,这只是幻想。”他认为,国民福利的变化,用幸福这一指标比用GDP能更好地捕捉。例如1990年至2012年,巴西国民的幸福水平上升,而人均实际GDP以更快速度上升的中国,生活满意度反而下降。
当然,作者基本上也认为收入增加会提高幸福水平。实际上国民幸福的国家是瑞典、丹麦、芬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富裕国家。国内常有人以为亚洲贫国不丹的幸福指数很高,但这是错误的常识。
不过作者指出,通过一国内部的时间序列分析(而非国家间的横截面比较研究)可以看到,收入较低时收入增加会带来幸福感上升,但年收入超过7万5000美元后,幸福便不再增加。因为收入达到临界值后,只有在同一社会中比他人拿到更多钱时才会感到幸福。“如果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平均来看没有人会变得更幸福。作为增进幸福的处方,收入增长是一场零和游戏。”
那么,要怎样才能幸福?作者建议,虽然不容易,但不要把收入与他人比较,而要专注于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作者尤其建议“把更多时间用在家庭生活和健康上”。这两者不是与他人比较的对象,而是让所有人都能幸福的路径。比如,很少有人会因为自己和别人一样患上不治之症而感到不那么不幸。
对于政府,他强调应集中于扩充福利政策和社会安全网。北欧国家的幸福度高于人均GDP相近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原因在于其国民在保健、教育、育儿、养老、年金等方面享受着公共服务的实惠。作者说:“无论何种情况,幸福的共同原因都不在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独裁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而取决于增进对国民最重要的经济状况、健康和家庭生活的政策。”他特别指出,丹麦是在按今日价值折算GDP仅为3000美元水平的1880年代引入福利政策的,社会安全网并非高收入国家的专属品。
作者还进一步提出“幸福革命”这一新概念。人类经历工业革命和人口革命后,得以生活在远胜从前的生活条件中,以此为基础,现在是把目光转向生活质量的时候了。定价1万78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