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15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经合组织中仅韩国与土耳其无财政准则…照此下去将重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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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80年代,日本经济正值鼎盛。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也被顺利化解。但1990年代初开始的泡沫经济,最终成为“失去的30年”的前兆。这正是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通过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支出所留下的后遗症。利用率低下的道路、展览馆或福利设施建设等浪费性支出不断增加。

此外,日本在这一时期,在与韩国相似程度的少子老龄化趋势加速的背景下,扩大了社会保障福利支出。日本的问题在于通过发行国债,不仅大幅增加了浪费性支出,还大幅增加了社会福利支出。这正是“失去的30年”的引火物。

政界的民粹主义最终会陷入发行国债这一甜蜜诱惑。更大的问题是,沉溺于这一诱惑之中便无法准确把握实情。这与载着名为“甜蜜”的定时炸弹狂奔的失控列车没有区别。

1990年代的日本,在推进老龄化政策的过程中,不愿面对税收抵抗的政府与政界把发行国债当作手段。结果不仅财政纪律本身崩塌,还陷入了衰退泥潭。2022年日本的预算规模约为1008万亿韩元,用于支付利息的国债费用达260万亿韩元,占总预算的26%。韩国的老龄化趋势比日本更为陡峭。人们首先担忧的是,会不会完全沿着日本“失去的30年”这一失败路径走下去。绝不能重蹈其覆辙。因此,国家负债问题不仅是专家应当思考的议题,而是全体国民需要共同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尹锡悦政府必须重视处理的议题。

━ 韩国的国家负债没有问题吗 政界人士往往简单比较负债规模,便评价为稳健。然而负债的规模与形态需要更为细致地考察。各国的财政与制度明显不同,仅凭数字资料简单比较便下结论并不可取。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一般政府负债(D2)945万亿韩元中,除国家债务(D1)之外,还有约100万亿韩元的非营利公共机构负债。另外,公共部门负债(D3)1280万亿韩元中,除D2之外还隐藏着335万亿韩元的非金融公营企业负债。通常评价财政稳健性的参照基准是D2。按这一基准,韩国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较为稳健的国家,但多数OECD国家D2与D3的差距仅为小幅。而韩国的差距相当于GDP的17.3%。原因既有公营企业经营松散、道德风险,也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把负债转嫁给了公营企业。 引入财政准则的欧盟国家财政变稳健了吗

欧盟(EU)在1996年12月都柏林欧盟首脑会议上就《稳定与增长公约》(SGP)达成一致。该公约将成员国财政赤字上限定为GDP的3%。但以2010年财政危机为契机,欧盟一直受到缺乏应对机制的批评。不过,尽管存在这类批评,欧洲的财政准则仍被评价为稳定经济与确保财政稳健性的最低限度装置。2005年,欧盟对SGP补充了中期财政目标(MTO)、结构性财政收支改善等内容并予以修订,2011年又进一步强化了一次。欧盟正通过多样的制度补充装置,努力应对经济周期并强化财政稳健性。要在妥善管理国家负债、维持财政稳健性的同时重新恢复增长动力,这也正是应当参考欧洲引入财政准则案例的理由。

此前,德国自1969年起将财政准则写入宪法,并在2009年修宪时引入了更为严格的制度,规定联邦政府新增债务须压减至GDP的0.35%。结果德国在2019年成功缩减了政府负债比率。此外,美国在2010年确立“付款即行”(PAYGO)原则,要求在需要预算支出时必须同时包含财源筹措方案。而日本因财政准则形同虚设,国家债务占GDP比率已突破200%。

━ 财政准则是什么 财政准则是“约束行政部门在财政上的裁量权,为财政总量设定数值上的限额(限制)”。也就是说,准则是对财政收支、财政支出、国家债务等总量性财政指标赋予具体目标数值,将财政运营目标法制化。财政准则按目标变量分为债务准则(DR)、财政收支准则(BBR)、支出准则(ER)、收入准则(RR)等。OECD 36个成员国中有34个国家实行财政准则。OECD国家中不实行明示性财政准则的只有韩国和土耳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93个成员国也已引入。 徒有其表的韩国财政准则方案

2016年提交的韩国财政健全化法案规定,国家债务维持在GDP的45%以下,管理财政收支赤字维持在GDP的3%以下。其形式为法律,并规定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但存在制裁措施不明确、例外条款定义过于宽泛的局限。2020年提交的韩国型财政准则,是修订《国家财政法》作为财政准则依据,主要数值计算公式等委任施行令规定,并每五年重新检讨。不过,其提出的国家债务比率和统合财政收支管理范围分别为GDP的60%和3%。韩国型财政准则公布后,立即招来“清汤寡水”“橡皮筋”的批评,指其适用例外条件范围过广、财政准则约束力过于松散。决定自2025年起适用的时点也成为批评对象。可以说这是比2016年提交的财政健全化法案更为后退的财政准则。

━ 财政准则的替代方案 财政准则的必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财政准则作为纪律具有强制性,可以成为合理的政策手段。要使财政准则发挥效果,存在先决条件和前提条件。首先,先决条件指的是与是否引入财政准则无关、政府都应持续推进的政策手段,也是一旦真正引入财政准则便能使其效果倍增的手段。为此需要考虑“以与财政支出相联动的经济增长来抵消(维持)国家负债比率”,或“支出效率化及跨部门项目管理”。因为只要财政支出能带来经济增长,至少可以维持(抵消)负债比率。此外,支出效率化既需要聚焦于个别部门,跨部门项目管理也同样重要。支出效率化需要就是调整支出还是调整收入等进行细致检讨,首先应考虑引入实质性支出审查(spending review)。不履行先决条件的财政准则法制化难以期待效果。同时,有必要控制那些伴随财政负担的无节制提案。其次,前提条件是需要事先系统检讨的事项,是财政准则实际运行时能够提高其实效性的手段。即应将法制化与涵盖范围扩大到“一般政府”单位。数值限额应设定为一般政府负债比率“60%”、管理财政收支赤字3%,并有必要将违反财政准则时的“制裁”具体化。此外,在判断例外条款时也有必要明确具体的参照基准。例外条款的评价存在不确定性问题,是否属于例外条款有必要通过新设独立财政委员会来判断。财政准则常被解读为控制扩张性财政政策或社会福利支出,从而引发政治争论。但这是误解。财政准则并非阻止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国家负债急剧增加,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减弱。国家负债增加会侵蚀国家竞争力,最终可能使国家经济走向破产。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都必须明确财政支出的红线。只要政府持续存在,可持续的财政运营就是必需的,因此应趁早将财政准则具体化。必须铭记,稳健财政不是靠口号就能实现的。财政准则犹如能够改变一国经济命运的金科玉律。因为这是关乎国民生活能否改变的问题,所以十分紧迫。 郑成镐研究委员是……在延世大学获得行政学(财务行政)博士学位后,历经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目前在韩国财政信息院专注于公共财政、政府财政统计等研究。现已就任韩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大韩民国财政政策70年史》《人口消亡,韩国做好准备了吗》《超越地方分权的理念与对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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