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选举又近了。因为民粹式承诺又悄悄冒了出来。
4日,共同民主党议员金斗官提交了韩银法修正案,删除规定韩国银行总行须设在首尔的条款。据称要把韩银法第7条中“韩国银行将主要办事处设于首尔特别市”条款里的“首尔特别市”改为“大韩民国”。这一看似文字游戏的修正案,实质是要修法使韩银迁往地方成为可能。
当选总统尹锡悦继KDB产业银行之后,又点名推进进出口银行迁往釜山,因地方选举而焦急的民主党便把韩银也拉入了地方迁移行列。在如此强调地方均衡发展的文在寅政府初期、2018年修法失败的法案被民主党再次拿出,加上尹当选人强力推进,地方选举之后国策银行迁往地方看来将照常推进。尹当选人就产业银行迁往釜山表示:“既已承诺就会照样履行。大型银行落户地方对区域均衡发展是必需的。”
地方均衡发展是必要的。首都圈与非首都圈的两极化是我国经济的致命弱点。特别是在人口减少和地方消亡日益显现的情况下,国土均衡发展对下届政府也是重要课题。但区域均衡发展不应在无视经济性与效率性的情况下,仅被用作拉票手段。不可忽视其可能损害经济性、效率性乃至国家利益这一点。
之所以在法律中明示中央银行总行所在地,是因为中央银行决定并执行货币信用政策这一国家重要宏观经济政策,具有象征意义。因此,美国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依据美联储法第10条第4项将主要办事处设在华盛顿特区,日本则在日本银行法第7条第1项规定总行设于东京。欧洲中央银行依据欧盟运行条约附属议定书第1条i项设在德国法兰克福。可见中央银行的位置并非可以随意用作地方选举承诺的闲散议题。产业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将总行设在首尔也是法律规定、有其理由的。产银的企业结构调整业务、进银的对外经济合作基金(EDCF)运营、企业银行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援等,各自履行职能时首尔更为有利,这一判断使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三届政府都停止了推进产银迁往地方。
政界人士主张通过公共机构迁往地方解决区域差距问题,却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10个创新城市中达到目标计划人口的只有2处,公共机构员工中携家属搬迁的仅约一半。相反,创新城市反而成为使老城区更加衰败的因素。国策银行迁往地方也不会形成金融商业生态。釜山国际金融中心只有韩国交易所、韩国资产管理公社、韩国住宅金融公社、韩国预托结算院等公共机构,没有民间金融公司。
副作用也须考虑。运营国民养老资金935万亿韩元的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运营本部2017年迁往全州后,一年间未能招到基金运营本部长(CIO)。产银因迁往釜山已成定局,人才流失已经开始现实化。若在存在这些问题和副作用的情况下仍要强行推进国策银行迁往地方,那么不合理的制度必须加以修正。目前地方公共机构面临的最严重管制是本地人才义务配额雇佣。迁往地方的公共机构必须按配额(20~30%)录用总部所在地区的人才。优先考虑的不是应聘者的竞争力而是出身地区,组织竞争力必然被削弱。反过来,以地方均衡发展为由对首都圈实施的无条件管制应予解除。以支援地方为理由管制首都圈,只会降低整体国家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