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在青瓦台召开的国务会议。朴槿惠总统在国务会议末尾低头表示:“一直信任我的所有长者未能全部领取基础年金,对此深感抱歉。”这是就推翻向65岁以上所有老人每月发放20万韩元基础年金的大选承诺而向国民致歉。2012年是大选与国会选举交织的一年,当时执政党大国家党“向左转”,朝野政界的免费福利竞争空前激烈。第二天,朴总统在青瓦台邀请长者出席的场合再次致歉。
朴槿惠政府对基础年金承诺的修改十分迅速。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先是新设了韩国国民年金缴费期越长、基础年金最多削减50%(10万韩元)的滑动条款,随后在新政府成立后不久最终确定将发放对象缩减至收入下游70%。一度引发“冷落老人论”的基础年金承诺违背争议,以朴总统向国民致歉和陈永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主动辞职而平息。修改承诺的决定性因素是财政悬崖。以“不增税的福利”为旗号的朴槿惠政府,从执政首年就背着“赤字账户”起步。整体经济低迷到令人担忧通缩的程度,财政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缺口”成了常态。2013年5月首次追加更正预算17万亿韩元中,竟有12万亿韩元用于“岁入更正(弥补不足税收)”,情况之严峻可见一斑。
基础年金原本始于引入国民年金制度的1988年,用于为被国民年金排除在外的老年弱势群体提供养老收入支援。在基础年金的前身老龄津贴和敬老年金时期,支援对象分别仅为7%和15%,但从有独立法令支撑的基础老龄年金开始扩大到老人的70%,实际上成为普惠型福利制度。自此,基础年金消除国民年金盲区、缓解老人贫困的初衷日渐褪色,逐步变质为瞄准选票的民粹政策。
政界热衷于增加发放额。每逢大选就以10万韩元为阶梯上调。因为没有比这更能抓住老人选票的承诺。2007年第17届大选期间,敬老年金(最高5万韩元)改为基础老龄年金,发放额翻倍至10万韩元,此后在朴槿惠政府升至20万韩元,在文在寅政府升至30万韩元。当选总统尹锡悦同样按照“大选定律”提出上调至40万韩元的承诺。
问题在于巨额财源负担。尹锡悦当选人推算,上调基础年金带来的额外财政需求为5年34万亿韩元。但支出并不会在尹锡悦政府的5年后结束。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世界最快的老龄化速度,财政负担将如雪球般越滚越大。受第一代婴儿潮(1955~1963年出生)和第二代婴儿潮(1970~1974年出生)世代影响,未来20年每年约有80万人新进入老年人口。
那么未来财政负担会有多大?可以从2019年搁浅的国民年金改革第二方案(维持国民年金替代率40%+基础年金上调至40万韩元)中估算财政需求。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推算,若从2022年起每月上调至40万韩元,基础年金财源将在2025年达34万亿韩元、2030年达52万亿韩元、2040年达102万亿韩元、2055年达202万亿韩元,急剧增加。每10年翻一倍,到2040年累计突破1000万亿韩元。若无特别对策,这无异于财政定时炸弹。由于采取中央与地方大致7比3分担的结构,财政自立度低、老人多的自治团体负担会更重。忠南大学名誉教授廉明培指出:“上调基础年金的承诺,将成为立志恢复财政健全性的尹锡悦政府的软肋。”
问题不止于财政压力。姑且不论与国民年金缴费者之间的公平性争议,还可能成为损害国民年金改革动力的引爆点。基础年金领取额高于国民年金的倒挂现象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若上调至40万韩元的承诺成为现实,老人夫妻家庭的领取额将达每月64万韩元(已反映夫妻减额),超过国民年金人均平均给付额每月55万韩元。对低收入的地区缴费者而言,没有理由省吃俭用按期缴纳保费。国民年金领取者中有60.8%(351万人)每月领取40万韩元以下,这一现实表明上调基础年金的后果并不简单。若形成基础年金将持续上涨的预期则最为糟糕。国会已有上调至50万韩元的方案和向全体老人发放的方案以议员立法形式待审。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尹锡明担忧道:“如果在公布国民年金改革蓝图之前先推动上调基础年金,国民年金改革将偏离方向,基金财政会病得更重。”
本来现行制度就招致大量不满,被指对国民年金缴费者构成逆向歧视。基础年金滑动条款即为典型。国民年金给付一旦超过大致相当于基础年金1.5倍的46万韩元,基础年金领取额就会被削减。就此,2018年政府制定国民年金改革方案时,国民年金制度发展委员会曾以“存在削弱参加国民年金激励的问题”为由,建议废除减额。
上调基础年金的论据常被归为发达国家中最高水平的老人贫困率。有人主张为降低该比率必须追加投入财政,但这种说法对一半、错一半。基础年金制度实施的2014年,老人贫困率为44.5%,到2020年史上首次降至40%以下(38.9%)。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13.5%(2019年标准)相比,严峻的贫困状况依然无法相提并论。
老人贫困改善不及预期,源于以普惠福利为导向的设计错误。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年金政治化”使得尽可能“广而薄”的支援比“窄而厚”的支援更有利于拉票。尹研究委员指出:“基础年金领取者中有三分之一是收入高于OECD贫困线的非贫困层”,“现行制度连相对宽裕的阶层也予以支援,难以大幅降低贫困率。”OECD通过《韩国经济报告》持续建议缩小受益范围、转而加厚支援,原因也在此。
专家们担忧,若不将基础年金制度转为差别化、选择性福利而只提高领取额,改善老人贫困的效果将微乎其微,很可能是无底洞式投入。这与投入至少200万亿韩元却未能改善低出生率问题的情形相似。廉教授强调:“撤回承诺是最佳选择,若实在困难,也应准备差别发放的次优方案,这样既能取得改善贫困的成效,也能减轻财政负担。”全南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尹成柱指出:“若要调整基础年金制度,应考虑婴儿潮一代的学历和收入高于前一代,国民年金给付水平也在逐步提高。”
交接委员会周边有人提出,在国民年金改革过程中,上调基础年金可能作为交换条件浮出水面。即便如此,要在减轻未来世代负担的同时提高改善老人贫困的实效性,重新设计基础年金并非选项而是必须完成的课题。把麻烦的国民年金改革一味推迟或只做样子,而只轻松地上调基础年金,是最糟糕的剧本。
权九灿 首席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