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07 | 최형욱 기자

[书架]向大学赋予的权力与金钱投降的“公共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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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识分子向内沉潜、将只属于他们的深奥加以物化崇拜时,消失的不仅是广泛的大众,正是知识分子自身。他们的著作变得干涸,他们的主张变得浅薄,他们的灵魂变得枯萎。”

这是最近翻译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2000年版序言”中的一部分。学术与文化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于1987年撰写的这本书,批判性地审视了美国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过程。公共知识分子并非“进步知识分子”,而是指以有教养的大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发言,并对社会公共舆论场而非自身专业领域产生影响的知识分子。

虽然该书35年前在美国出版,但与韩国社会现实相互重叠,读来颇具时效性。民主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表率、首尔大学名誉教授白乐晴曾为小说家申京淑的抄袭疑云辩护,并担任因性骚扰疑云而选择极端方式的前首尔市长朴元淳的葬礼委员长,这该如何理解?前卢武铉财团理事长柳时敏甚至造出“御用知识分子”这一新词,以此将自己拥护权力者的行为合理化。

美国知识分子社会的变貌与大学扩张相互关联。从1920年到1970年,人口增加2倍时,大学教授职位却增加了10倍。相反,追求严肃性的报纸和杂志数量持续减少,稿费也原地不动。对年轻知识分子而言,“靠写作谋生”变成了不可能之事,而大学则将这些人才吸纳其中。

20世纪60年代麦卡锡主义狂潮消退后,连新左派知识分子也大举转向大学。知识分子的饭碗从写作变为教授职位后,他们只写彼此才读的论文,并埋头于为获得终身教职而进行的学界政治。尤其在左派教授中,马克思主义学者以大学的政治可用性为理由,最为热切地接受了大学所给予的权力、资助金、影响力等好处。

作者批评称:“非理性、反科学而自由奔放的60年代知识分子,反而成熟为比前辈知识分子更保守、更专业化、更不可见的群体。”此后人文学者消失所留下的空白,主要由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奥利弗·萨克斯、卡尔·萨根、贾雷德·戴蒙德、乔纳森·韦纳等科学家填补。

译者柳娜英写道:“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体制化、学术化,如今无论在美国还是韩国都进一步加深,而非减弱”,“尽管如此,大流行病与气候灾难等全球性危机,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定价2.4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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