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韩国百大企业的营业收入比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增长17%,营业利润增长102%,但就业仅增长0.1%,几乎原地踏步。即便如此,也主要得益于Samsung Electronics等少数企业的雇员增加,近一半企业的员工人数还在减少。尽管经济复苏,就业却无法增加,出现了“无就业增长”现象。
事实上,就业停滞是远在疫情之前就已产生的问题。表示随生产而增加的就业人数的就业诱发系数,按每10亿韩元计,从2000年的25人降至2010年的14人、2019年的10人。受新冠疫情带来的自动化与数字化趋势影响,用人减少的现象今后还会加剧。
文在寅总统设立就业委员会来应对就业问题,但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解决办法:增加公务员和公共企业定员,并大幅扩大依靠财政的短期直接岗位。结果统计上的就业人数得以维持,但为了投入税金扩大公共部门,民间就业未能增加,韩国经济整体的生产率也下降了。
当选总统尹锡悦表示“岗位不是政府创造的,而是企业创造的”,提出依靠市场原理扩大就业的方针。这个方向是对的。但当前在韩国制约这一点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与僵化。据韩国经营者总协会数据,有工会的大企业正式职工月薪为458万韩元,是无工会的中小企业非正式职工月薪166万韩元的2.8倍。劳动市场被割裂、缺乏灵活性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保障多样的劳动合同方式,让人们在愿意时能以任何形式工作,并使工时能够弹性运用。只有打破年功序列制、扩大职务与绩效工资制度,青年岗位才会增加。
在Statistics Korea的调查中,青年偏好的就业去向为大企业21.6%、公共企业21.5%、国家机关21.0%。公共部门与大企业水平相近,原因在于其被称为“铁饭碗”,与竞争力无关也能保障身份。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只有减少公共部门抽调使用的人力,民间经济活力才能恢复。1998年外汇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曾削减公务员,而如今更为紧迫。通胀压力与乌克兰战争威胁世界经济,韩国经济则因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而背负着日本曾经历的长期经济萧条风险。政府管理运营的公共机构多达350个,参照连监狱都在民营化的趋势,应大幅缩减。
今年企业计划招聘的大学毕业生中理工科占60%,而实际毕业生中该比例不足40%,专业不匹配也是就业低迷的原因。应减少政府对以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为顶点的教育的管控,使社会所需要的教育得以实现。只有扩大大学定员和运营的自主权,人力供需才能顺畅。
企业监管创新也是扩大就业的钥匙,其出发点是与全球标准对接。例如,像《重大灾害处罚法》那样全面适用经营者刑事责任的国家难以找到,其实施应当慎重。远程医疗在许多国家都已应用,也是韩国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域,没有理由用法律加以限制。据大韩商工会议所数据,文在寅政府五年间有37万个岗位流向海外,与国际标准相背离的监管也是原因之一。
劳动改革、缩减公共部门、扩大大学自主权、监管创新等,从短期眼光看都是不受欢迎或政治阻力很大的政策。但翻越这座山,正是韩国经济的课题,也是新政府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