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coder人事(文在寅政府)”“手册人事(朴槿惠政府)”“高苏英·江富姐人事(李明博政府)”“理念人事(卢武铉政府)”。无论进步还是保守政权,历届政府都因受阵营和出身束缚的人事政策,从政府成立初期便起伏不断。虽称其宗旨是发掘与总统治国理念一致的人物加以任用,但人才库狭窄,未能跟上国民的期待水平。政权初期落马的人士在后半期再次被起用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由此,“旋转门人事”也反复出现。
新旧政权之间的人事“插桩”争议,也早已成为因缺乏原则的人事而在每次政权更替期反复出现的景象。在“赢者独占”的选举制度下,分赃制的诱惑愈加猖獗,甚至连近乎地方闲职的准公共机构负责人职位,都被与政权相关联的“照顾自己人”式人事所贯穿。尹锡悦政府若同样重复历届政府的人事惯例,可以预见还会再次出现人事失败。这也是随着新政府成立,主张需要“韩国版梅花册(K-Plum Book)”的声音日益高涨的原因。
据政界消息,总统可直接任命的部长、副部长及机构负责人等职位约有3000个。若加上依靠政府预算或运营资金支持而运转的准公共机构,总统可间接施加影响力的职位将增加10倍。
韩神大学教授尹小英曾在其著作《危机与批判》中判断:“经过金大中、卢武铉政府,大致从1万个激增至3万个。”尤其对于这些人事,政界普遍认为这是总统的固有权限。但专家们一致认为,必须打破“人事=总统固有权限”的成见。因为这被指为阻碍人才任用的第一道障碍。
专家尤其批评称,在总统无法全部掌管数千个职位的情况下,由少数自称权力核心的人介入人事,最终会变质为“排队站位”。实际上,公共机构高管的任命程序带有浓厚的“分赃制”色彩,即以总统意向为依据、对执政势力论功行赏。专家们一致认为,由于实绩制与分赃制各有明显优劣,需要对公共机构人事进行根本性改善。
为此提出的方案便是“K梅花册”。列举美国总统可以任命的联邦政府官职的“梅花册”,正式名称为“美国政府政策及支持职位(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olicy and Supporting Positions)”。“梅花册”起源于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作为共和党人20年来首次当选后,要求前任政权制作一份联邦政府职位清单。每四年在大选结束后编制的“梅花册”收录了总统经参议院批准可任命的职位、薪酬、工作条件等,起到下届政权人事指南的作用。
每逢新政府成立时发行的梅花册,收录了联邦政府约9000个主要职位的名称、现任者姓名、任命形式(总统任命职、参议院听证、职业类与非职业类、临时任期、是否为特别职)、薪酬等级与职级、有无任期、任期届满日等信息。新政府据此制定并推进主要职位的人事计划。也就是说,引入梅花册可成为摆脱“人事=总统固有权限”认知框架、转向“制度化人事”的契机。
也可以像美国那样,先确定总统人事权所及的人事范围,再结合现实改善青瓦台人事系统和公共机构负责人公开招募制等相关人事制度。在此脉络下,设立负责公职候选人人事推荐与审核的独立机构也可以进入讨论。
在韩国国内,过去参与政府时期中央人事委员会也曾与青瓦台人事首席室协商,公开发行国家主要职位名录。当时连各部门主要业务和组织结构图都一并公开,比美国梅花册更为详细,但下一届政府未再使用。现政府时期,人事革新处也参考参与政府的案例,公开了行政部门47个机构本部书记官级以上7800余人的职位名称、现任者姓名及各机构主要职能。但K梅花册缺乏连续性,且发行主体不像美国那样是参众两院的常设委员会,局限十分明显。也有人指出,它并未制度化,仅止于一次性的形式化发行。
参与政府时期担任青瓦台人事制度秘书官、参与制作梅花册的延世大学教授金判锡表示:“即便是为了行使议会制衡行政部门的固有权限,国会也有必要予以关注并将梅花册法制化”,“哪怕从新政府开始,也应引入对国家主要职位和主要公共机构高管人事进行透明、系统管理的更进一步的人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