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战争都要打两次。第一次在战场上,第二次在记忆中。”
这是越南裔美国作家阮越清小说中出现的一段话。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同样在战斗开始的同时,引发了关于这场战争起因的激烈争论。这类思想上的争论有助于加深对物理冲突终局的理解,因而值得倾听。
处于这一争论中心的问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北约)的扩张。一些评论者认为,西方世界决定将前苏联帝国的若干卫星国纳为北约成员国,给莫斯科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反感,最终引发了俄罗斯的全力回应。这是过去多年间,包括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内的多位学者持续提出的主张。
巧合的是,当北约开始研究组织扩大时,笔者正是呼吁谨慎的慎重论者之一。笔者并非完全反对北约扩大,但即便在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为成员国时,笔者也曾主张,应通过与俄罗斯的谈判明确一点:北约的进一步扩张是一项同时顾及莫斯科忧虑的稳定安全安排的一部分。笔者认为,北约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会宣言是彻底的失败。因为顾及俄罗斯,宣言没有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提出具体的加入时间和方式,只是承诺不知何时的“加入”。布加勒斯特宣言令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愤怒,但还不至于让他采取极端措施把这两个国家困在原地。
笔者曾反复设想,一个没有北约扩张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现实中,大多数曾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以及原本就是苏联一部分的国家,都因北约扩张受到强烈冲击。那留下的创伤远比在战争中败于俄罗斯要大得多。过去数十年间,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它们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大部分都掌握在莫斯科手中。这些国家拼命想摆脱俄罗斯的束缚。如果把它们弃置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无人地带,地区不稳定程度只会升高。因为俄罗斯会试图控制它们,而它们必然会强烈抵抗。
莫斯科的控制努力,是一个失去力量的超级大国竭力想抓住哪怕只是过往荣光象征的挣扎。正如笔者当时所说,西方世界本应对援助和重建俄罗斯的努力投入更大关注。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是通过大国政治的棱镜、而不是更为贴切的帝国主义框架来看待乌克兰危机。
苏联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1990年代,笔者参加了由塞缪尔·亨廷顿主办的哈佛大学讨论会。当时的主题是,关于帝国崩溃,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答案很明确。帝国崩溃在保存过去领土、维持帝国权力的过程中,总是伴随流血事件。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发动了残酷的战争,英国为镇压茅茅起义在肯尼亚屠杀了1万人。理由很简单。因为法国和英国都认为,要在国际舞台上维持大国地位,就必须抓住殖民地。
透过这一棱镜来看,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完全是可以预料的。在1990年代的衰弱期之后,莫斯科定下了夺回昔日殖民地的目标。就像1950年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那样,普京也主张俄罗斯与乌克兰不可分割。把阿尔及利亚捆绑为法国一部分的努力,当时得到了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全力支持。
与那时一样,如今也存在一个问题。当时的阿尔及利亚人,就像今天的乌克兰人一样,不愿继续做殖民地人。我们常常忽视这场讨论的核心——民众的抵抗。无论华盛顿、伦敦、柏林和莫斯科坐在一起作出什么决定,前苏联帝国的臣民都希望与西方实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联合。而且他们已做好为实现与西方的联合承受任何牺牲的准备。乌克兰人为得到想要的东西不惜战斗至死的决心,才应成为引领历史讨论的核心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