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大学为培养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人才,设立了去年3月成立的数据科学研究生院。以硕士40人、博士15人起步的该研究生院,落脚于冠岳校区研究园内原LG研究楼。与产学合作团共用的这栋楼小巧而简朴。
上月28日,在研究生院内的休息区见到的首尔大学数据科学研究生院院长车相均,在采访开始前先播放了一段视频。那是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耗资3亿美元兴建的“数据科学与计算综合体”的影像。斯坦福大学是车院长取得博士学位的母校。他露出羡慕的神情说:“斯坦福大学去年发展基金收益达120亿美元,就是用那笔钱建这样的大楼、为未来投资。”
车院长在整个采访中反复强调“战略拐点”,力陈为使大学能扮演创新生态系统枢纽角色,必须对高等教育进行大胆的财政投入。他主张:“创新的世界是赢者独占,最终取决于谁能培养出能引领破坏性创新的人才和企业”,“我国要发掘半导体之后的新增长点,就必须培养能带着锋利武器在全球市场杀出一条路的人才,并为他们搭建舞台。”
——美国的大学正在强化数据科学领域。
“不只是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走在前面。伯克利十多年前获得摩尔基金会和斯隆基金会的支持,新生一入学就把数据科学作为选修课来教。第一年面向50人讲授Python、数据分析、统计和机器学习,只是浅尝辄止。这门课很受欢迎,现在每年有3000人以上选修。选课人数增加却没有教室,一位慈善家前年捐了2.5亿美元。在伯克利创业并成功的企业中有Databricks。这家价值达100万亿韩元的大数据企业的创始人中有3人各向伯克利捐了2500万美元。用这些钱建楼、引进教授。伯克利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合作创建了以数据为基础的精准医疗联合博士项目,一位匿名慈善家捐赠5000万美元时提出的条件是再追加募集1亿美元。投资规模与我们完全不能相比。”
——首尔大学的情况如何?
“首尔大学每年从政府获得的国库补助金约为5200亿韩元。这是用于教授薪酬等经常性开支的钱。据说发展基金略超5000亿韩元,但大部分是定期存款,用于股票或基金运作的钱不到一半。数据科学研究生院可以自由使用的预算一年仅约6亿韩元。创新的世界也是赢者独占。被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环绕的我国要生存下去,必须不断涌现能引领破坏性创新的人才和企业。要不成为中国的附属,就必须拥有西方世界无法放弃的人力资源和产业。为此,至少要把1~2所大学培养到世界水平。需要多少预算,应该再好好想一想。”
——在半导体、汽车、二次电池等领域不是有竞争力吗?
“处于顶尖领先、开拓新事物的人力才能引领世界。我国究竟有多少破坏性创新者,令人怀疑。应该自问,带着锋利武器在别人没走过的路上开拓的领域有几个。过去工业化时代作为‘快速追随者’还算做得不错,但现在中国和越南几乎追上来了。半导体也不是向前突破的领域。因为是投入资本极多的领域,我们只是抢先占住了地盘而已。
仅以首尔大学而言,相当多的研究仍处在工业化时代大企业的供应链中。那是‘面包和黄油’。虽然是必要的领域,但不能只吃面包和黄油活着吧。必须打造下一个增长点。不只是AI和大数据,生物与医疗保健也处于模糊的水平,只停留在本地市场水平。目前韩国产业是传统产业和‘面包与黄油’水平的产业。最终还是要培育初创企业。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培育10家企业价值100万亿韩元的初创企业的理由。首尔大学的教授们必须做出卓越的研究,并需要把它转化为初创企业。初创企业没有网络,所以要在硅谷这样的地方设立公司,把资本和人力全球化。”
——韩国科学技术院决定在纽约建设海外校区。
“我从去年起就先主张应该在美国硅谷建立首尔大学海外校区。也向韩国企划财政部提出编列预算。因为我认为以这样的经济规模,首尔大学没有理由不能在海外拥有校区。学生在推进项目的过程中与硅谷风险投资人见面并进行路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只是技术,更需要能做出商业模式的人。自己做不到,就得去美国学。我再怎么说他们也不理解。必须亲自去碰撞、去失败。要为思维方式的转变打开一扇窗。不只是理工科学生去,人文社科类学生也应该在硅谷做项目和路演。体验过世界是什么样之后,自己就会改变。”
——首尔大学海外校区有实现的可能性吗?
“确定了该走的方向后,快速行动很重要。大学本部要审查风险和财源问题,速度会慢。一位在海外成功的熟人认同我的想法,承诺设立基金并捐赠。我认为是可行的。会看时机推进海外校区的设立。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能在全球市场以锋利竞争力杀出一条路的人才,并为他们建一个可以尽情奔跑的操场,这需要钱。首尔大学急需财政自由。首尔大学要与之竞争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仅发展基金就达40万亿~50万亿韩元。哈佛大学办学资金的三分之一来自发展基金。首尔大学要拥有财政自由,就必须拥有约10万亿韩元的发展基金。新加坡国立大学大约就有这个规模。有了财政自由,就会有自主。首尔大学要成为在几个领域具备领先能力的大学,财政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政府必须帮忙。”
车院长在2000年以能够快速处理大量数据的存储半导体技术为基础,创办了名为“TIM(Transact in Memory)”的校内创业公司。进军硅谷后将其出售给德国系全球软件企业SAP。SAP目前的主力服务“HANA”平台正是以车院长开发的技术为基础。
——要求大学扮演创新生态系统枢纽角色的呼声很高。创业是否应该更加活跃?
“美国有斯坦福和伯克利、哈佛和麻省理工等几所大学,以及西雅图、硅谷、波士顿等几个地区在扮演创新生态系统的枢纽角色。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出去设立公司,一两年后由投资人接手经营企业。于是教授再回到大学,与其他学生一起解决新的问题,这又会变成一家公司。在美国正在出现‘连续创业教授’。但国内大学教授创业后,必须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本人要经营公司就得辞去大学职务。希望对创业的教授在一定期间内免除合约约束,减轻其授课负担,并按相应比例招聘新教员。用从公司领取薪酬后省下的薪酬去多招教授。如果40人创业、只承担50%的授课,就可以多招50%即20名教授。”
——有很多人指出,招生名额问题和教授兼职限制等政府对大学的监管过于严厉。
“单说大学入学考试就是这样。教育部为什么要制定所有大学的招生规则?在开拓新事物至关重要的时代,选拔学生的标准也应该多元化、多样化。选拔人才也应交由自主,应该有多种形式的学生选拔。所有大学以同一标准选人,用投资来比就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刚当教授时的学生即使成绩不好,让他们做什么都很有挑战精神,而现在的学生对定型化的问题解得极好、成绩也好,但让他们自己提出新问题却不动。就像坏掉的机器人。我认为是入学考试造成的。必须放开招生监管。”
——有人主张,如果赋予大学招生自主权,就难以确保公正性。
“如果学校实行不公正的招生而想倒闭,那就让它倒闭,教育部没有必要一一干涉。像捐资入学这样的问题需要社会讨论,但学生选拔方式应该让大学自己决定。学费问题也是如此。美国即使提高学费,也会用发展基金发放奖学金,让学生能接受好的教育。应该让大学在自主、自由和民主的框架内运转。如果各大学自主选拔学生,我认为学生会相应地做出选择。听说当选总统了解这样的大方向,我感到安心,但从现在起是细节。魔鬼藏在细节里。”
——包括招生问题在内,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不可分割。中小学教育应朝什么方向走?
“大学宣布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才,中小学教育跟着走就行。我认为未来一代教育中重要的是讲故事的能力。必须进行大量阅读和写作的训练。遗憾的是学校里这样的机会不多。历史教育也要好好做。我认为历史是时空信息系统。以前是把零散的数据收集起来用手拼接、主观地解释,而现在的历史正在许多地方以数字形式汇集数据。今后历史应该以数据为基础来教授和分析。以历史和数据为基础的客观思考与推理能力,以及能用故事阐述并进行沟通的讲故事能力,是教育的根本。我向教育部提议,把社会科目改为以数据为基础,并试点培养能以数据为基础讲授各科目的教师。”
车院长在采访最后强调:“我国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是只吃面包和黄油直到再也支撑不住,还是以比过去历史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成为虽小却是顶级水平的国家”,“在过去的规则不再有效的战略拐点上,最重要的是教育改革和科学技术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