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30 | 고광본 선임기자

王奎昌,医学翰林院院长:“生物生命科学大国,齐心尚且不足…须填平政府与医生的不信任沟壑”[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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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之下,政府与医生本应齐心协力推动医疗创新、把国家建成生物与生命科学大国,却相互指责,令人惋惜。希望新政府设立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那样独立统管医学的指挥中枢。”

新任大韩民国医学翰林院院长王圭昌30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这是他就任后的首次媒体采访。他表示:“2001年制定保健医疗基本法之后,政府一次都没有制定过保健医疗发展计划。”他强调,应优待基础医学,使一定比例以上的医生参与基础医学研发(R&D),并将其扩展为“产学研医”技术产业化。王院长强调:“公共医疗、必需医疗、急诊医疗中心、医生人数是否适当之争、医生科学家培养、生物与健康护理产业发展、应对低出生率与老龄社会等课题堆积如山”,“政府和医生应敞开心门沟通,重新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伙伴”。

——首先请评价国内医疗体系并指出需改进之处。

△与海外相比,价格低廉、就医便捷。但大型医院与中小型医院之间两极分化严重。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就会有人质问“为什么没做这项检查”。因此很多可做可不做的检查也一并做了。现政府推进了健康保险保障性强化对策(文在寅医保),但能否持续令人怀疑。检查和手术大幅增加,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而医疗收费标准并不高,即便是患者蜂拥而至的大型医院也没有条件投资于教育和研究。特别是对外科、妇产科、儿科青少年科等冷门科室需要出台对策。钱难挣、活更累,出了问题还可能担责,所以被回避。手术室闭路电视(CCTV)政策也曾是重要议题,其实像美国那样对少数越界医生予以重罚即可。有必要让报考外科的专科住院医生减少、让医生不断进行防御性诊疗吗。

——政府与医疗界之间不信任严重。

△保健医疗基本法规定每五年应制定保健医疗发展计划。但2001年立法以来一次都没有做过。众多课题堆积如山,政府与医疗界应寻找双赢方案。

——前年住院医生、专科医生罢工事态使矛盾达到顶点。

△政府以医生人数不足为由,在没有对门诊次数、检查与手术等候时间等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的情况下,在新冠疫情之中强推扩招医生、新设公共医科大学、远程医疗等。在医生看来,扩大医生招生名额像是政治献礼。不过,如果确有必要增加医生人数,正确做法应是先恢复2000年医药分业事态之后许多医科大学按政府建议削减10%的学生名额。公共医疗和地方医生不足确是事实。应让医科大学培养出在公共医疗和技术产业化方面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但没有医科大学的生态体系就很难实现。非面对面诊疗(远程医疗)的优点是让偏远地区和离岛也能享受医疗福利,并可管理慢性复合疾病患者。但也存在误诊、社区医院萎缩、医疗体系被信息技术(IT)平台企业支配的隐忧。医师协会和医学翰林院也需做好准备,但政府一味强推,就会让人不安、关上心门。此外,中药汤剂纳入医保的示范事业,难道不应先经过安全性、有效性的科学验证吗。

——为应对新冠疫情、强化基础医学和推进技术产业化,政府与医学界也需齐心协力。

△理所当然。在疫情之下,需要建立新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体系,并通过顺畅获取临床资料构建研究体系。要防范不确定的灾难性疾病,相互信任至关重要。目前基础医学一方待遇不佳,这一领域很薄弱。大家都想做既能多挣钱、又能兼顾医学研究的临床医生。应设立基础专科住院医生和基础专科医生名额,并给予不至于损伤自尊的待遇。以此扩展产学研医技术产业化。希望新政府设立像美国NIH或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那样独立统管医学的指挥中枢。目前,韩国研究基金会在支持医学研究时也会受到牵制。没有统筹中枢,谁都难以推动医科学家培养、基础医学正常化、技术产业化等长期计划。在医学研究上只做“快速追随者”,还能说我国医疗世界第一吗。

——在技术产业化方面也需更加用心。

△大学和医疗机构应积极激活创业支持项目,让研究者能够以最优条件利用在所属机构完成的职务发明。需要减轻教学或诊疗义务,并对产业化成果给予适当回报。在生物与生命医学技术领域,应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平衡,以及与信息技术(IT)、机械、电气电子、化学等的融合研究。在医科大学,光是让学生具备医生的基本素养其实已相当吃力,因此企业家精神培养项目不足,这一部分也需加强。近来首尔大、延世大、高丽大、成均馆大等的医科大学也开始重视这方面。

——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和浦项工大等科技特色化大学正参考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或以色列以色列理工学院,推动新设医科大学。

△其用意完全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首尔大医科大学在医学专门研究生院体制之前,也曾将三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工学院、自然科学院、人文学院的毕业生(四年制)。即跳过两年医预科课程,直接进入四年医学本科课程。延世大医科大学等其他一些大学也做过类似试验。但在医专院体制失败、重新回到医科大学体制之后,政府反而禁止这样做。卢武铉政府推进的医专院参考美国的“4(非医科)+4(医科)”制度,追求培养多样化医生和医科学家、发展基础医学,却引发了很大矛盾。通过“大棒加胡萝卜”策略,有27所大学转为医专院(含部分转型),但仍暴露出偏重临床医生、学生年龄偏大、经济弱势者入学困难、军医数量不足等问题。结果目前仍为医专院体制的只剩一所。希望重新允许医科大学在自愿的前提下部分或全部实施“4+4”制度。

——也就是说,激活现有医科大学的融合更为有效。

△是的。医生在诊治患者的过程中能获得研究灵感。首要的是让走科学家道路的医生获得适当待遇。无论怎样呼吁使命感、在科技特色化大学设立医科大学,生态体系不形成就是空中楼阁。在美国,不是有很多医科大学毕业生竞相选择医生科学家之路吗。我们应为医科大学毕业生建立专科住院医生培训阶段的研究生院体系,使他们能够专心投入公共医疗或医学研究。这一过程需要全额国家财政支持。当然也应向非医科学生开放门槛。军队专业人员制度也应善加利用。

——完成KAIST医科学研究生院或若干研究型医科大学研究生课程后,大多数人还是回到临床。

△所以营造生态体系更为重要。这不是设立一所面向公共医疗的大学或培养医生科学家的大学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实是,在当前医疗研发(R&D)现场,脑科学研究院、KIST脑科学研究所、基础科学研究院等研究大脑的机构里连一名医生都没有。

——也有不少人指出,现有医科大学体制在培养医科学家或技术产业化上存在局限。

△在我们还造不出汽车的年代,如果说“我们为什么造不出汽车?这是工学院的错”,这话对吗。不是还需要有投资企业、有众多消费者吗。当然也有徐廷善(Macrogen)、梁润仙(Medipost)等教授出身的医生创业者。但医生本人把公司做大,在国外也很少见。生物领域前期投入大,出成果的时间长,风险也高。所幸我们社会也开始关注医疗产业化,条件正在改善。

——要建成生物生命科学大国,需要涌现更多榜样。

△已故前风险企业协会会长李民和早在1985年就创办了超声诊断设备企业Medison,世界级脑科学家赵长熙博士在1970至1980年代就开发了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和2T超导MRI。但Medison被出售给了三星集团。赵博士在企业支持下开发了尖端设备,首尔大医院也曾使用,但企业放弃相关业务,只能一同收场。我自己也尝试过将通向脑脊髓的导管国产化,但企业不感兴趣,无法持续。某家大企业的代表性首席执行官(CEO)过去曾说:“监管多、胜算又小,何必做医疗器械业务,收手吧”,这就是现实。企业家精神不足,监管也多。需要像已故前现代集团会长郑周永那样的人。

He is…

1954年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医科大学,在首尔大医院完成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培训。服完兵役后任首尔大医科大学小儿神经外科学专任讲师。以神经系统寄生虫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芝加哥儿童纪念医院研究神经外科领域的先天畸形疾病后,致力于当时国内不受关注的脊髓脊膜膨出症的综合诊疗、研究以及对患者和家属的教育。曾任首尔大医院研究企划部长、教育研究部长,首尔大医科大学院长,韩国脑神经科学会会长,大韩小儿神经外科学会会长,国际小儿神经外科学会会长,大韩医学会副会长等。现任国立癌症中心国家癌症诊疗指南事业团团长,同时从事小儿神经外科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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