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过去五年搁置的产业、劳动与教育改革,预计将在新政府列入国政课题优先事项。当选总统尹锡悦上周通过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干事团会议和研讨会等场合表示,经济最为重要,必须摆脱长期低增长格局,走向跨越式增长。为此,他表示将强力推进产业结构的尖端化与高端化以及劳动和教育改革。如果说总统办公室搬迁或撤销女性家族部只是在交接委阶段短暂闪现的议题,那么通过结构改革探索新的增长路径,很可能是贯穿新政府至少前半期的政策基调。不靠财政刺激景气和创造就业,而应通过结构改革提升生产率、扩充增长潜力,这也是2月韩国经济学会正式提出的处方。
问题不在处方,而在执行。所有政策改革都会改变既有的利益均衡,因而必然伴随社会矛盾。更糟的是,新政府至少两年内还要克服庞大在野党的不配合与否决。过去30多年历届政权未能拔掉“电线杆”和“指甲下的刺”,在教育、劳动与福利(养老金)改革上未能取得实质成效,原因也在于没能跨越矛盾之墙。这并非韩国独有的问题。数年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主要国家案例分析反复强调这样一个教训:改革的过程管理(process management)决定成败。无论国内外,难题中的难题依然是劳动改革。人们常提及英国、德国、荷兰的成功案例,但相同之处只是政权以命运相搏全力投入,成功方程式则各不相同。
劳动改革是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必修课,但威胁新政府稳定的风险也很大。所幸尹锡悦在大选过程中对劳动问题表现出的态度相对冷静。既未表现出特别好感,也没有敌意,是中立姿态。主要政策也并非一味偏向劳资一方,而是多重利害关系交织。仅就工时弹性化而言,取决于如何设计,也可以朝着扩大劳动者选择权的方向发展。有必要回想一下,历史上瑞典和德国最初提出工时弹性化时,那是劳动人性化和工作与家庭兼顾层面的问题。
希望新政府处理这一问题时,也能从扩大各类劳动者群体时间选择权的视角出发。对工作与生活平衡敏感的MZ一代、担心职业中断的30至40多岁女性、高学历专业人士,完全可能积极响应多样化的工时选择。不过,必须设有制衡企业任意安排工时的机制。在保障最低休息时间、明确与劳动者代表的协商程序等方面,需要进行法律补充。
劳动市场改革的核心环节是工资改革。尤其是年功工资体系的改革,尽管存在广泛社会共识,却屡屡失败,如同积压的作业。并非所有劳动者都反对年功工资改革。各代际利害不同,男女立场也可能有别。即便是工资与生产率差距扩大的50多岁长期在职者,按雇佣身份不同,算法也各异。在技术变化快、劳动流动频繁的数字经济中,优待长期在职的年功主义也并非对所有劳动者都有利。
弹性化改革工资和工时相关法律与制度是不能再推迟的课题,但政府不应单方面强推。话虽如此,也不宜一开始就尝试劳资大妥协。首先应精心设计社会对话,广泛形成社会共识:劳动改革是拓宽劳动规范多样性和劳资自律空间的创新政策的一部分。对部分工会的违法行为应追究责任,但制度改革不应成为削弱工会力量的手段。
希望以文在寅政府过度的劳动政治为反面教材,7月将要决定的明年最低工资不要体现新政府的政策意志。上调幅度和按行业差别适用等一切事项,最好全部交由最低工资委员会决定。若从没有准备的争斗开始,劳动改革只会更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