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一边说孝道是义务,一边却并未表现出对孝道的多少热忱。但朝鲜王朝时代的孝道并不是某种"稀奇古怪"的习惯。孝是在抽象道德与具体实践之间架桥的伦理体系的核心。孝道还把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联结起来,构建出可持续的政治体制。18世纪的中国人高度评价韩国的孝道。中国人把韩国人对长者与祖先的敬重视为文明社会的标志。
我曾参观位于安东的儒教乐园。宏伟的儒教乐园建筑里满是立体布景装置。像是从漫画里跳出来的人物登场,展示儒家价值。我完全能理解这种主题公园式展示体验馆的用意。但遗憾的是,儒家德性的涵养似被推到次要位置,吸引参观者才像是目标。能吸引12岁以上人群的内容并不多见。
当下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孝道这一含义中内在的对他人的恻隐之心。韩国如今已成为甚至会发生子女抛弃年老父母的国家。同样,也出现了因被家庭疏离而在绝望中自杀的年轻人。
孝道是必须复兴的韩国传统。而为了复兴孝道,首先必须接受一点:孝道需要被彻底地重新解释。唯有如此,孝道才不只是抽象概念,而能成为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要从根本上创造出新的孝道,需要动用想象力。要把孝道传统按当下重新解释,需要艺术家、作家,以及与普通市民共同工作的知识分子。
首先,孝道必须摆脱一切对女性的偏见。韩国社会已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儒家传统必须转向性别中立。后人应当敬仰的祖先中必须包含女性,女性也应以与男性同等的方式参与祭祀等儒家仪式。改革传统若失败,结果就是该传统本身的消亡。
此外,孝道不仅应被理解为道德义务,也应被理解为通往自我理解的过程。孝道是我们真正身份认同的核心。因为尽管我们对祖先知之甚少,我们却是祖先贡献所孕育的产物。
要复兴孝道传统,还应善用讲故事。父母应通过向子女讲述祖先,让子女领悟自己的想法、身体样貌以及经历是如何与上几代祖先相连的。孝道与弗洛伊德式的方法相似。但孝道提供了更具建设性的心理学理解。通过孝道,人们能够认识到父母在子女生命中所占的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并非靠抽象的科学分析,而是通过强化亲子关系中积极面的日常实践。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872~1970)于1920年一整年在北京逗留并从事讲学活动。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相较于"西方国家把某个个人的忠诚引向战斗部队的爱国主义",儒家的孝道是运营政府远为可取的体制。
这句话含义深远。孝道提供了一种连接个人领域与国家的整合性哲学的可能。孝道哲学不是被过度简化的"意识形态",也不依赖容易蜕变为军国主义的"爱国主义"。
19世纪,西方人批评韩国人过分强调家庭。但正是孝道阻止了韩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并使韩国得以维持充满人道关怀的统治制度。因此,韩国的孝道哲学无疑是超越古今东西与文化的美德,但我认为,要将其转变为契合当今现代情况、可以行孝的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讨论与合作是绝对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