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已故李艺琳中士的遗属史上首次向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告发军队将官,与此同时,军队性犯罪案件的司法侦查主体被复杂地分割等漏洞依然存在。批评指出,在"护着自家人"式的侦查与审判形同惯例的军队性违纪案件中,受害者连获得应有的司法救济都很困难。
综合Seoul Economic Daily 26日采访内容,在军内性违纪问题上,即便是同一起案件,侦查主体也被复杂地分割为军方侦查当局、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与地方警察和检察机关等。根据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法,该机构只侦查军队将官,包括军检察官和军法官在内的以下级别不属于侦查对象。因此,在军方有组织隐瞒案件等问题频发的情况下,受害者即便只面对一起案件,也要就加害者与隐瞒案件的二次加害者等,在不同的侦查机关分别进行司法抗争,苦不堪言。
例如,若属于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侦查对象的军队将官指示隐瞒案件,则该将官与非将官的加害者原则上将在不同机关接受侦查。事实上,李中士的遗属除了要应对针对加害者郑某中士的侦查与审判,还不得不另行向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告发指示隐瞒、妨碍侦查的空军法务室长,过程艰难。据军队人权中心称,空军第20飞行团检察官曾试图对加害者进行羁押侦查,但因空军法务室上层的指示未能羁押。据悉,郑中士在李中士死亡后仍有十余天处于未羁押状态,直到被媒体曝光、案件移交国防部检察团后才被羁押。
更严重的情况是,连军法官和军检察官也积极参与隐瞒、掩盖案件。在李中士案中,空军法务室高层曾对第20飞行团检察官进行劝诱和威胁,并以报复性方式作出停职3个月的重惩处分,由此可见,现实中隐瞒案件的诱惑强于进行正当侦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军法官和军检察官不属于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侦查对象,原则上他们与指示隐瞒的将官将在不同机关接受侦查。这使得为了不留死角地侦办权力型犯罪而设立的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初衷形同虚设。
侦查主体并不只是分为军方侦查当局与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近来申诉遭受性骚扰的女军人接连选择极端方式,军事法院法随之修订,自今年7月起军队重大犯罪将在地方法院受审。但批评认为,这也只是半吊子改革,受害者仍难获得应有的司法救济。因为性犯罪的直接加害者在地方法院受审,而隐瞒、报复性人事等二次加害仍在军事法院受审。军队人权中心相关人士表示:"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受害问题的过程中,侦查主体和程序被复杂地分割,李中士遗属方面曾要求引入特别检察官,但国会并不关心","遗属们至今仍在孤军奋战"。
建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韩相熙指出:"在上命下从和组织利己主义浓厚的军队文化中,一旦阶级权力变成法律权力,受害者就无路获得应有的救济","这看来是制定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法时未能考虑到的制度漏洞"。他还批评说:"军事法院法也没有从本质上切入问题,而是想以粗糙的方式解决,结果造成侦查无法正常进行的弊害。"
另一方面,空军法务室方面全面否认隐瞒案件的疑点。法务室方面15日通过立场文反驳称:"空军本部法务室就李中士案从未向军检察官下达不羁押侦查的指示","军检察官在接受国防部检察团调查时,也从未陈述过'空军本部法务室阻止了羁押侦查'"。同时强调,对军检察官的惩处也是国防部作出的,空军并未介入,因此关于空军法务室长"报复性惩处"的主张完全不符合事实。空军法务室长方面还补充称:"结论就是,这次记者会也是100%虚假,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将采取强有力的法律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