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5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 日本投7万亿、中国投80万亿韩元猎取资源…韩国已逆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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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视我们的能源资源现实 韩国超过93%的能源依赖海外进口,是能源资源贫乏国,能源进口额规模在过去10年间平均也超过160万亿韩元。其中,原油占一次能源供应的40%以上,年进口量超过10亿桶。若按进口额简单换算,油价为每桶50美元时每年超过约50万亿韩元,若假设为每桶100美元的高油价,则金额超过约100万亿韩元。由此可见,我们的能源安全现实极其脆弱。仅有5%的能源资源由国内自给,即便增加可再生能源,这一比例也难以超过20%。仅看石油、天然气这类代表性能源,国内企业通过海外资源开发项目获得的石油天然气自主开发率以14%为高点后持续下降。与处境相似的能源资源匮乏国家日本,或相当部分能源在国内生产的中国相比,这甚至不足它们的一半。这就是我们在确保能源资源方面的现状。 成功的资源开发始于理解资源产业的特性

资源开发是勘探和生产埋藏于地下、难以用肉眼直接确认的资源,因而先天不确定性极大。它是失败多于成功的高风险事业,同时又具有从勘探到生产需耗时10年以上的长期性特征。反之,一旦勘探与开发成功,便可在未来数十年内确保稳定产量并持续创造收益,是长期高收益事业。

考虑到资源开发的这些特性,大多数资源开发企业是国有公司或大型公司并非偶然。要克服资源开发事业的高度不确定性与风险,必须具备高水平专业性、推进主体的大型化以及以长期视角推进事业。投资成功后创造收益、收益再转化为投资,从而形成资源开发的良性循环结构,而这需要长时间的时间、技术与资金积累。

基本上,资源开发中失败多于成功,因此失败如兵家常事一般与我们相伴。并非只有韩国经历失败。在相近时期投入资源争夺战的中国和日本,即便在高油价时期也比韩国更积极地为大规模获取资源而进行攻势性投资,并将当前的低油价时期判断为获取资源的良机,持续积极投资。但韩国却推行大幅缩减或撤出这种逆向而行的错拍政策,这就是它们与我们的差别,其结果预计将在10年后显现。

━ 资源开发,关键是要做对 过去历届政府的资源开发政策可概括为急躁与缺乏一致性。2007年李明博政府正确理解了海外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试图通过资源公共企业的大型化积极推进海外资源开发。但过度依赖借款,在短期内进行了盲目投资。2012年朴槿惠政府时期,国会就“四资防”(四大江、资源外交、防产)腐败进行国政调查,前政府的海外资源开发政策如植物人般被搁置,未能把握资源开发内涵化的机会。其结果是,资源公共企业在2014年以后资源价格下跌期叠加下开始陷入不良泥潭。2017年起五年的文在寅政府将海外资源开发打上积弊烙印,海外资源开发完全停摆。政府两度组建海外资源开发工作小组(TF),分析资源公共企业不良化原因并制定对策。但只是要求毫无资金投入的空想式结构调整,虚耗时间,资源公共企业的不良状况进一步恶化。矿物资源公社与矿害管理公团合并为韩国矿害矿业公团,成功“掺水”,但真正应当承担的重要资源开发职能却消失了。石油公社在连借款本金乃至利息都无法偿还的状况持续下,2020年以后陷入资本侵蚀。这一切不能仅归咎于公社自身的过失,可以说是上届政府对资源开发放任不管式的无政策所造成的惨剧。要切实开展资源开发,必须建立能够在长周期能源资源价格波动中生存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只有通过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大型化才可能实现。要在已建立的体系内彻底确保专业性,尤其必须确保资源公共企业的独立性。若公共企业的事业推进受到外部看不见的手影响,便无法长期推进事业,因此必须建立独立于易执着并受短期成果诱惑的政治的体系。也就是说,政府支援但不干涉至为重要。资源拥有国通过国营企业推进资源开发,因此公共企业与政府的人脉网络绝对必要,需要能在背后积极提供帮助的低调资源外交。若像过去政府那样把资源外交当作政治炫耀,在全球资源争夺竞争中只会暴露我方战略、削弱谈判能力,不过是愚蠢之举。 为国家未来的资源开发,由谁负责。

因此,对于能源转型与碳中和之路应如何走的具体方法,需要国家层面的认真思考与系统性对策。近来油价持续上涨,已突破每桶100美元,甚至出现可能重回100美元油价时代的种种预测。在新冠疫情下,产油国的减产政策造成供应受阻,预计未来30~50年间高油价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这也是身为资源贫国的我们不可忽视海外资源开发的明确理由。

可持续社会必须以确保可持续能源为前提。重要的是成功推进海外资源开发,超越资源的短期国内储备,同时实现长期储备与稳定供应链的建立。可以明确的是,韩国是能源资源贫乏国,我们生活在气候变化时代,需要能源转型。能源问题无法以二进制方式解决,目前并不存在能够承担全部能源需求的完美能源,因此需要兼顾气候变化与可持续性的、协调而有序的能源转型。

韩国自2012年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政府的资源开发投资开始显著减少,在低油价开始的2016年以后骤降至五十分之一的水平。相反,与韩国争夺资源的日本和中国即便在低油价时期也维持韩国10倍以上的规模持续投资,将国家能源资源独立视为生死攸关之事。尤其是2020年,韩国企业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为1万亿韩元级别,而日本为7万亿韩元级别,中国为80万亿韩元级别。韩国政府对新项目的投资进一步萎缩,石油天然气开发融资与高油价时期相比减少了90%以上。韩国甚至未能设定石油、天然气自主开发的目标值,而日本则设定了2030年达到40%的目标。若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产业时代、碳中和时代也不必为依然重要的能源资源供需担忧,就必须在国家层面持续推进作为长期保险的海外资源开发,并至少提前10年做好准备。今天我们资源开发的现实是10年前的结果,而10年后的结果取决于我们今天如何行动。没有准备的国家没有未来。

申铉敦教授

首尔大学资源工学系毕业后,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取得油砂领域博士学位。在北美壳牌等大型石油公司积累油田开发现场实务经验后,现任仁荷大学能源资源工学系教授。曾任产业部资源开发专门委员、融资审议会委员、资源公共企业结构调整检查委员等。著有《非传统资源开发》和《石油生产工学》等,被视为能源资源领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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