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城市的土地被划定为住宅、商业、工业、绿地地区之一。将城市所有土地按用途划分管理的用途地区制,源自1962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它是以既定用途和密度管理城市中建筑行为与城市开发的城市规划根基。在世界大多数城市中运行的用途地区制,是象征反映工业革命的“近代城市”的城市规划制度。
在数字转型时代,我们的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为克服既有城市规划制度的局限,已有各种尝试,但区分生产与消费领域、将中心区与住宅区分离的用途地区制至今依然如故。
历史上,在技术急剧转型与社会变化时期,城市的创新便会出现。曾主导工业革命的世界主要城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今后的竞争中领先,正尝试新的挑战。为此,它们不以传统的用途地区制,而是引入特别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来打造必不可少的城市生产生态系统据点。美国波士顿的创新区、纽约的哈德逊城市广场和炮台公园城特别城市设计区就是例证。采用更具创新性和灵活性城市规划制度的新加坡,则以事先不指定用途地区的白地用途区(white zoning)开发了滨海湾。英国伦敦为抢占尖端金融科技产业,也由首相带头引入“监管沙盒”,打造科技城。城市的未来又一次从它们开始。
这是以现行用途地区制无法实现的事业。在适合作为城市生产生态系统的据点地区,正采用特别的城市规划与设计,让创造性人才充分发挥能力、让新产业得以诞生。因为这能实现办公与研发、生产及制造全过程以及销售与居住等所有必要用途的混合,并可轻松与新的用途组合。甚至可以实现按时段转换为不同用途的立体土地利用。此外,还建立了将开发收益与增加的税收用作解决住房等当前城市问题的公共财源的体系,因而受到市民欢迎。
我们城市的时代课题十分明确。就是通过数字转型与智慧城市,把过去被挤出市中心的生产功能转变为尖端产业,恢复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必须打造居住、工作与休闲文化相融合、促进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复合型城市生态系统,为创造性创新提供基础。作为起点,需要对用途地区制进行合理变革并引入特别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制度。为了让未能参与此前工业革命的我们的城市,能在数字转型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主导新的“世界标准”,相关制度的修订更显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