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韩国水力原子力公司有劳动董事,就不会发生核电经济性评估被操纵这样的事。”(上月11日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上,当选总统尹锡悦)
经营界与劳动界正高度关注将于5月上台的尹锡悦政府的劳动政策走向。尤其是在当选总统尹锡悦以候选人身份对公共机构劳动董事制表示肯定立场后,经营界明显显露出慌乱。因为这与尹锡悦通过竞选承诺等表明的、要纠正偏向劳动界或削弱企业活力的劳动政策的立场截然相反。
劳动董事制在劳动议题中属于各界分歧最大的领域。经营界反对称,从韩国劳资现实看,实行劳动董事制为时过早,若在企业推行还可能降低经营效率。相反,劳动界主张,为改革公共部门、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劳动者参与董事会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学界也有观点指出,以合作型劳资关系为基础的劳动董事制,在韩国这样对立型劳资关系加深的地方难以落地。
◇第17、19、20届国会都未能得出结论的“烫手山芋”=随着《关于公共机构运营的法律》(公运法)修订,从今年下半年起,韩国电力、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等131家公共机构将首次适用劳动董事制。核心是赋予在职3年以上的员工劳动董事资格。劳动董事制此前因各界赞反声音激烈而迟迟未能定论,2020年在劳资政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才艰难达成立法共识。在地方自治团体层面,前首尔市长朴元淳于2016年首次让首尔市下属投资出资机构的劳动者代表参与董事会。
据修订案审议报告,引入劳动董事制的修订案自第17届国会起,在第19届、第20届国会也曾被提出。仅在第20届国会就召开了三次法案小委员会,但未能得出结论。由于公共机构下半年引入已完成立法,现在预判劳动董事制向民间扩大的可能性尚早。但经营界认为,过去有许多政策先在公共机构实施、随后适用于民间的先例,因此正密切关注扩大适用的可能性。
◇公共部门70%有工会…中立的董事会可能吗=对公共机构劳动董事制的代表性担忧是董事会中立性受损及由此导致的功能下降。修订案审议报告中也指出,“验证参与董事会的董事专业性的程序不足,存在不适格者被任命为董事的隐忧”。公共机构不像民间机构追求营利,而是追求公益,因此董事会功能下降问题更大。因为这不仅可能导致制度目的即公共改革的失败,还可能演变为国政整体的问题。在民间领域,则担忧劳动董事制妨碍快速决策,导致经营效率下降、经营机密外泄等。
尤其是,由于公共部门和大企业工会已既得利益化,难以实现劳动董事制目的的担忧被视为最大弱点。有观点指出,劳动董事可能超越单纯的制衡角色,按工会利害关系主导决策。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2020年全体工会中,按部门组织率看,公共部门高达69.3%。檀国大学经济系教授金泰基批评称:“公共部门工会已经全部获得劳动基本权等保障”,“在毫无控制装置的情况下引入劳动董事制,考虑到对民间的波及效应,是危险的。”
◇从德国到尹、安舌战…与欧洲不同的韩国=上月11日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当选总统尹锡悦与当时的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就劳动董事制展开了交锋。尹锡悦主张“在劳动董事制下,主要由律师担任劳动董事”,安哲秀则反驳称“首尔市下属20家公营企业的16名劳动董事中,有15人出身工会”。
事实上这在学界是“常见场景”。韩国能否像德国一样引入劳动董事制、能否引导董事会作出合理决策等,学者之间见解不一。劳资双方亦是如此。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在上月的报告中指出,韩国与德国在谈判形态、资本主义体系、董事会结构上均不同,因此难以引入劳动董事制。相反,韩国劳总再次强调劳动董事制的必要性,称“可通过改善治理结构、提升社会价值来改革公共机构”。
专家建议,应认识到德国、瑞典等劳动先进国家与韩国劳动环境土壤差异过大这一点,并据此制定政策。欧洲国家在同时推进劳资各自期望的社会安全网与劳动灵活性的过程中,构建了合作型劳资关系。但韩国以劳动灵活性会削弱劳动权为由推迟社会讨论,结果形成了对立型劳资关系。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志顺表示:“劳动董事制是劳动者代表制、劳资协议会等阶段性引入的产物,但在现场连劳动者代表制都未能真正运转”,“对于要求高水平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劳动董事制,在我们这种强硬工会的对立型劳资矛盾模式中是否可行,难免让人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