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到2026年,50+世代在首尔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将维持在23%以上。其中,50+世代单人家庭的比例已从2016年的18.7%增至2021年的20%以上,今后50+世代单人家庭比例预计将持续上升。
与年轻群体不同,他们在短期内转为独居老人的可能性较高,需要关注其晚年生活的准备,因此人口统计数据是50+政策方向的重要变量。
当前的婴儿潮世代与曾经在经合组织国家中贫困率最高(49.6%)的原有老年世代具有不同特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老人,社会上也用“新中年”而非老年层来称呼他们。可以说,50+政策需要为这一日益年轻化的中壮年群体制定新的政策。他们希望维持用于休闲或个人活动的消费水平,但对可持续的工作与活动而非仅为生计的岗位需求强烈,因此正是转变工作与就业观念的时候。
特别是随着新冠疫情等未来社会危机因素增多,提升中壮年世代的数字能力、缓解其社会孤立感应成为50+政策方向的主干。后疫情时代,非接触社会预计将成为新常态,因此数字转型是50+世代面临的当务之急。根据2021年首尔市50+基金会政策研究中心开展的“首尔市中壮年支援制度满意度及需求调查”结果,认为“为消除数字鸿沟而建设运营数字教育实习、体验空间等设施”有必要的回答比例最高,达86.0%(非常必要39.1%);认为“活跃面向中壮年的数字教育”有必要的也达86.2%(非常必要38.1%),显示50+世代对数字政策的需求非常大。
首尔市50+政策应通过改革50+基金会—校区—中心之间的50+政策传递体系并建立协作体系,提供强化彼此优势的一体化服务。特别是为引领50+政策,通过与中央政府政策(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晚年准备支援等)、韩国国民年金公团、地方政府晚年准备机构协作并共享政策,避免政策重复,以核心政策事业为中心扩大规模并普遍提供,从而传递体感度更高的政策服务。
◇ 为实现50+政策普及而扩大生涯设计服务
拟以各校区及中心设立的“50+咨询中心”为核心,扩大人生转型期的生涯设计咨询服务。将过去5年实施的“七大领域生涯设计咨询”改编、升级为四大领域(工作、志愿服务、关系、财务),在明确首尔市50+政策目标的同时,通过咨询人力专业化、开发面向40至60岁人群的定制咨询项目等,构建让任何首尔市民一到50+即可接受人生后半期生涯设计诊断的服务。此外,还将通过咨询提出教育、就业、社群等多样路径,积极支持50+世代的社会参与。
除咨询之外,教育在探索人生后半期生涯路径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应通过改革校区与中心的课程体系,构建面向人生后半期职业生涯设计的终身教育体系。尤为重要的是,为因生涯发展周期而迎来人生拐点的50+世代开发代表性的“生涯转型”教育课程,并通过改编与社会参与相衔接的课程来升级50+教育体系,这是最大的课题。对于50+市民以学习为导向的信息与知识获取需求,可与首尔市内高校或首尔市终身教育院衔接;为培养职业技能的专业职业训练则与首尔市内技术教育院协作,拟研究强化以人生重新设计为着眼点、服务生涯转型的50+教育方案。
首尔市50+政策最重要的议题是50+世代的“就业”,但对中壮年而言,“工作”兼具“饭碗”与“存在”两重目的。因此,首尔市50+就业政策超越以往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再就业介绍,以将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资本并加以运用的新视角切入。如果说过去5年以社会贡献型岗位为先导扩大了“有意义的工作”事业,并通过与民间企业联动创造岗位、实习项目展示了多样的岗位模式,那么今后50+政策的中长期方向核心在于升级面向50+世代的就业支援。应确立以创业创职、转职支援、社会贡献型岗位领域为中心营造“就业生态系统”的战略方向。这将表明首尔市50+政策通过基金会的使命,正为50+世代持续参与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作出贡献。
第一,拟通过“打造中壮年创业创职支援枢纽”,构建专为中壮年的创业支援体系。具备中壮年创业支援功能的50+东南校区定于2022年上半年开馆,将按成长阶段系统性支援中壮年创业成功。
第二,现实情况是平均退休年龄49.3岁,因毫无准备的退休,希望再就业的比例达88%,但再就业支援服务使用率仅为19.5%(以1000人以上企业为准,2019年)。在此背景下,需要为被排除在非自愿退休预定者再就业支援服务强制对象之外的1000人以下中小企业退休者、自营业者等弱势群体提供转职支援服务。不论职业与雇佣形态,只要是首尔市民,首尔市50+基金会都拟提供首尔型转职支援服务。
第三,首尔市50+就业政策初期的基调,是通过社会贡献型岗位实现工作与成就感,并以持续的经济活动经营健康的中老年生活,因此利用中壮年经验与能力的社会贡献型岗位模式将更加多样化,参与也将扩大。特别需要将基金会的重点事业“有意义的工作”事业多元化,构想可衔接后续岗位的模式,从而拓展并运营新的就业平台。
◇ 通过50+政策平台扩散健康的新老年文化
为扩大健康的新老年文化,需要构建能让被视为第1期成果的“当事人主体性”更活跃发挥的平台。这意味着强化平台功能,使50+政策超越首尔市,成为大韩民国的50+当事人运动并确立为一种世代文化;可以说,前述首尔市50+政策的事业结构正是基于这种“当事人主体性”。
作为社会资本的新老年文化,已通过校区实施的社群等“50+当事人参与型平台”起步,但仍需更加活跃。早于首尔市实施50+政策的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中壮年政策平台十分活跃,使中壮年世代积极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经营活跃的晚年生活。他们通过公共与民间主导的政策平台,制定并推进中壮年政策议题活化及区域协作方案,这在50+政策第2期有必要积极加以运用。
建议运营常设渠道以沟通50+当事人的政策建议,确保50+世代的政策参与机会,并通过市民研究会等持续构建首尔市50+政策网络。应具体化相关政策,形成当事人持续活动进而不断培育引领健康老年文化扩散主体的良性循环模式。
政策研究中心曾在2019年的研究《中老年层数字能力现状与信息化课程运营方向》中提出50+世代数字老龄化教育体系的方向。研究提到,为实现数字老龄化的战略性运营,除基金会自身努力之外,还需通过与专业机构及相关机构衔接的协作结构构建全方位数字老龄化方案;而新冠疫情使得数字转型的要求超越校区课程体系,扩展至50+政策全局
为提高50+世代的未来适应力,须从多角度推进“数字转型”。应使面向50+世代的定制数字能力强化课程多样化、体系化,并如2021年首尔市50+基金会运营的“数字世代连接团”活动那样,持续发挥50+资深群体作为解决数字信息鸿沟主体的社会作用。还需应对绿色、数字技术领域50+世代未来型岗位舞台的扩展。虽然当下有难度,但从中长期应对战略层面,首尔市应为50+政策事业向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体系的转变做好准备。
50+政策为何特别?因为它致力于帮助退职者、退休者摆脱茫然?因为它提供专属50+世代的空间,并为难以重返劳动力市场的中壮年支援社会贡献型岗位?理由多种多样,但我认为的特别之处在于,这项政策并不局限于特定对象群体,而是面向我们所有人。虽有时间先后之别,但我们都会迎来老年。人人都会变老、步入老年期。然而时代已经改变,并仍在不断变化。如今迎来60岁的中壮年,与未曾接触数字设备的原有老年世代不同。那么,与尚对元宇宙感到陌生的50+世代不同,已生活在元宇宙世界中的十几岁少年成为50+世代时会怎样?当那些少年成为50+世代时,这项50+政策还会和现在一样吗?
50+政策将始终与大转型时期同行。正因如此,它不得不对社会变化保持敏感并富有挑战性。韩国保健福祉部于2020年12月公布了《晚年准备支援法》,但仍要追问“晚年准备究竟是什么”。“财务”,即“经济议题”,侵蚀了所有晚年准备议题。已从主要岗位退休的50+世代不可能拥有相应的经济实力。50+政策能解决经济问题吗?并不能。虽无标准答案,但解决经济问题不会是晚年准备的全部。首尔市50+政策的未来愿景,肩负着顺应时代要求方向、分析当代50+世代需求并将其公共政策化的课题。
过去5年,行政人员、协作机构、实务人员、50+当事人等因认同首尔市50+政策的必要性,各自在自身位置上铺就道路,起到了首尔市中壮年支援制度的引水作用;今后希望通过政策与制度的稳固、核心政策的升级以及普遍性的扩展,使首尔市50+政策成为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