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朴槿惠政府末期的事。当时我负责跑韩国金融监督院,高管人事即将进行。听说有交情的A局长进入了候选名单,便联系了一下。当时担任核心职务的A局长在金融监督院内部也被评价为高管晋升的头号人选。A局长只说“命运在BH(青瓦台)手里”,言辞谨慎。我问“金融监督院是民间机构,何况连不是院长的高管也要接受审查吗”,他一脸不悦地说“确实如此……不过从过去就一直这样”。
随着青瓦台民政首席室的废除成为社会热议话题,这段往事浮现出来。民政首席从诞生起就是过去权威主义政权的产物。前总统全斗焕设立了该职位,由陆军士官学校出身者担任,发挥支撑绝对权力的作用。民主化之后民政首席并未消失,反而出现权限进一步强化的现象。只有一次,在金大中政府时期短暂取消,此后又恢复。
文在寅总统堪称民政首席室的活见证。文总统在参与政府时期两度担任民政首席。他是历届政府民政首席中唯一登上总统之位的人。文总统在其著作中就民政首席的角色提到,“打破权威主义、将民心如实传达给总统是首要课题”。
但在政权末期,认为文在寅政府的民政首席室切实履行了这一角色的人并不多。“曹国事件”即为代表。尽管打出检察改革的大义名分,但前长官曹国在道德性方面存在诸多瑕疵。即便国民反对舆论相当强烈,文总统仍强行推进,国家一分为二,“反对曹国”“守护曹国”的呼声充满广场。在此过程中,检察改革这一国民课题不知去向,只有消耗性的争论不断扩大。民政首席是否真正读懂民心并尽到本职,不免令人质疑。
当选总统尹锡悦或许正是在经历曹国事件的过程中,在最前线感受到了民政首席室的弊害。即便民政首席室消失,其核心功能——听取民心、人事审查、公职监察等角色当然也须由别处承担。仅仅将权力分散到多个机构、不把司法调查功能的集合体置于总统直属之下,就足以改进为比现在更民主的制度。也可以期待像前述金融监督院的情形那样,干预不必要的民间机构人事之事将会消失。
青瓦台作出了不知是遗憾还是抗辩的反应。其向总统职务交接委员会喊话称“不要把现政府没做过的事当作废除的依据”。这绝不能说是可取的反应。现在难道不是该写下错题笔记、为新政府提供帮助的时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