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相互矛盾,金融业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在新冠疫情期间发放贷款的不良化风险等难题不断累积之际,司法风险又叠加其上,使整个金融业的经营不确定性扩大。与8个月前截然不同的咸永珠韩亚金融集团副会长的衍生结合产品(DLF)判决结果,正在整个金融业引发波澜。
金融界和法律界内外普遍认为,一审法院提出的判决依据存在很大争议空间,因此在审判组更换的上级审中可能会出现不同结果。不过也有人指出,各审判组判决不一会放大司法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给金融公司带来首席执行官(CEO)空缺等经营负担。
“90%相似的案件……判决却完全相反”
本月14日,首尔行政法院行政第5部在咸副会长与韩亚银行等提起的撤销停业处分诉讼中,支持了金融当局。审判组认定,“韩亚银行违反了制定内部控制标准的义务”。法院结论认为,韩亚银行虽制定了内部控制标准,但缺乏实效性,责任在于当时任行长的咸副会长。但仅8个月前,同一法院行政第11部却裁定撤销韩国金融监督院对孙泰昇友利金融控股会长作出的“问责警告”。当时审判组认定,金融监督院适用了错误的法理,对“制定内部控制标准义务”的解释与适用有误。
审判组判决分歧的核心在于内部控制标准的“实效性”。在孙会长案件中,法院认定实效性本身不能成为制定内部控制标准义务的判断标准;但在咸副会长案件中,却将实效性界定为核心的内部控制标准。即如果缺乏实效性,即便有标准也不能认定已履行义务。对此法律界指出,本次审判组存在仅以结果判断内部控制标准实效性的一面。某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表示,“此次判决所谈的实效性,最终是仅以结果来判断内部控制标准的实效性”,“这与虽然有禁止酒驾的法律但仍有人酒驾就说该法律没有实效性,并无不同”。
“判决随审判组而变,受害的是企业和股东”
因审判组不同而每次判决不一,其损害被转嫁给企业和股东。普通工资相关诉讼即为典型。2019年以后,普通工资相关诉讼的核心争点是“诚信原则”。诚信原则是指当劳动者要求的支付金额过高,导致公司经营困难或引发企业存续危机时,可以限制支付义务的要件。但法院对是否认可诚信原则的判断已失去一致性。Asiana Airlines、韩国通用汽车、万都等案件的一审与二审判决不同,去年锦湖轮胎和现代重工业的普通工资诉讼,因法官判断不同,一审、二审、三审判决各不相同。财界一位人士表示,“去年现代重工业普通工资诉讼中,韩国大法院对既有的诚信原则判断标准作了更为狭窄的解释”,“理由是企业经营者应预测急剧变化的经济环境并应对经营恶化,但这实际上近乎不可能的要求”。
随审判组倾向而变化的判决,将损害转嫁给企业和股东。现代重工业集团的中间控股公司韩国造船海洋,因去年普通工资判决计提巨额准备金,录得1万3848亿韩元亏损。对咸副会长的判决同样对股东不利。原因在于,考虑多种变量的CEO任命若因法院判断结果而不能及时进行,可能出现经营空缺。
“连员工的违规也要由CEO负责吗”
今年初,随着重大灾害处罚法施行,产业界经历了巨大混乱。重大灾害处罚法规定,业主在未对安全事故、人身事故采取适当事前措施时可被追究责任。但有人担忧,法律明示的义务规定模糊,适用对象也过于宽泛,可能出现过度处罚。例如,即便制定了施工现场必须佩戴防护装备的规定并配备了装备,如果劳动者为自身方便未佩戴防护装备而发生事故,业主也可能受到重于调查的过重处罚。财界一位人士指出,“法律中‘善意措施’的表述过于模糊”,“最终取决于侦查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判断”。
因此有人指出,此次咸副会长的诉讼也与重大灾害处罚法相似。即为防止事故已制定规定并实施培训等努力,但销售窗口员工未遵守规定导致事故发生时,由最高经营者承担责任是否正当。法律界一位人士预计,“由于未以法律条文等法定事项为中心作出判断,在上级审中争辩的空间增大”,“二审出现不同判决的可能性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