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犯罪受害者而言,宽恕是经过治疗、实现恢复之后最后阶段的行为。尽管如此,很多人却从一开始就要求他们宽恕,而不去问受害者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强迫宽恕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样子。”
以近20年来对犯罪受害者进行心理分析、咨询与治疗的经验为基础出版《不宽恕的权利》的西原大学心理咨询学系教授金泰京(49岁)如此指出:“现在该关注的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受害者的恢复。”
金教授是一位临床侦查心理学家,通过对受害者陈述的分析和咨询,就陈述可信度等向检察机关和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目前她担任韩国大法院专门心理委员、首尔东部微笑中心中心长、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科学搜查咨询委员、韩国法务部儿童人权推进咨询委员等职,被视为创伤治疗领域的权威。上月出版的《不宽恕的权利》是她的第一本著作。
她直言,我们社会只计较犯罪的残忍程度,却不愿倾听留下来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反而把犯罪发生的责任归到受害者身上。“至今仍有很多人一听说有人遭遇犯罪侵害,就会想‘一定是有原因的’,认为是受害者做错了什么。真的如此吗?如果那天那个时刻我在那个位置,受害者可能就是我自己。我没有成为受害者,也许只是因为运气好。”
金教授诊断认为,这种认知的背后是所谓“受害者应有的样子”,即“受害者必须表现出与之相符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试图仅凭头脑去理解受害者用身体亲历的特殊经验。她强调:“失去所爱的人,或者被上司施加连想都不愿想的可怕对待的人,只能一生背负着那段经历生活”,“即使同为受害者,各自记住和接受的方式也不同。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受害者的样子’。”
金教授还评价说,以加害者为中心构建的社会与法律结构,也是延缓受害者恢复的原因之一。最典型的就是刑事审判。审判过程中,被告人至少会有指定辩护人一同出庭,而告诉人只是参考人身份,也就是说在诉讼本身中几近不存在。不仅如此,审判时被告人为获减刑而怂恿和解的情况相当多。若未达成和解,审判还会不断延期。从告诉人的立场看,这等于给了对方太多减轻刑期的机会。金教授指出:“被告人连受害者的陈述书都能看到,而受害者若不去法庭,甚至无法知道作出了什么判决。至少应当给予程序上的公正。”
她把受害者称为“活下来的生存者”,意在表达犯罪的对象并非止于受害者本身,而是为恢复而战斗的存在。重要的是要自觉到,受害者并非与我无关,而是彼此相连的存在。金教授强调:“当受害者是共同体一员时,他受到侵害就意味着我们也同样受到了侵害”,“如果是健康的共同体,当我的一部分受损时,一同投入治愈是理所当然的。”
在她看来,为受害者的治愈与恢复最需要的是“适度的关心和健康的支持”。她解释,适度的标准在于对受害者是否必要。过度或不必要的关心很容易变成二次伤害。金教授说:“过度的关心和怜悯反而会伤害受害者”,“应在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对方的前提下,留在其身边,在需要时提供帮助。”她的叮嘱是:“不要妄加揣测,请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