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韩国的通商政策主管部门度过了极为艰难的时日。由于以政治意识形态逻辑而非经济通商逻辑来判断通商政策,政策部门失去了立足之地。典型例子是对日政策以及应对美中霸权之争时,通商政策层面的考量严重不足。2019年应对日本出口管制措施的过程中,通商部门被推到了后排。最近在参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过程中,也几乎在国际上丢了脸面。
全球通商环境正以前所未有的艰难态势展开。在既有的美中霸权矛盾持续的同时,传染病及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令世界经济黯淡。全球贸易范式已从自由贸易转向管理贸易,国际通商体制的不稳定使供应链扭曲与混乱日常化。
除以贸易为中心的传统通商议题之外,安全、人权、供应链、环境、劳工等多种新议题与通商政策相挂钩,新形态的保护贸易主义扩散,发达国家纷纷出面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
将于5月就任的尹锡悦政府,应从经济安全的视角判断通商政策,扩充供应链,并积极参与新通商秩序的确立。不应以意识形态判断作为韩国饭碗的通商。
过去30余年以中国为中心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亚洲工厂”,正因美国的脱钩(在国际通商秩序中排除中国)政策而被调整。只有当政府在新构建的全球通商秩序确立中走在前面,韩国才能获得新的产业发展、引资以及创造就业的机会。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作用缩小的情况下,如果竞争对手中国和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韩国无疑将处于不利地位。现政府因与日本关系恶化而推迟加入CPTPP,但新政府应加快加入CPTPP。当选人尹锡悦应在探索美中战略竞争时代的韩中合作方案的同时,尽快实现其竞选承诺中的韩日首脑穿梭外交恢复以及“金大中·小渊宣言2.0共同繁荣时代”。这将自然而然导向加入CPTPP。
还应扩大参与美国拜登政府推进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范围。若IPEF大量包含技术通商安全要素,它将决定亚太地区的供应链。新政府承诺中包含的直属总理室的“新兴安全委员会”,有必要更紧密地应对IPEF的进展,并积极参与新的全球经济体制。
对气候变化应对与碳中和也需要重新审视。碳中和是使一国的碳净排放量归零,现政府已宣布要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不会有异议,但应考虑韩国的产业竞争力,以现实的方向探索碳中和政策并引领国际规范化。
为积极应对对外通商环境恶化与不断上升的不确定性,需要扩大通商组织并强化通商政策能力。通商政策主管部门应设定契合时代状况、需重点推进的通商政策,并扩充组织与专业人才。新政府应构建这样的政策环境:让通商政策专责机构能够从国家利益的视角主导性地应对新通商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