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非洲马达加斯加中东部的安巴托维镍矿。该矿年产镍最多4万8000吨。2006年,韩国矿业复垦公团(当时为矿业振兴公社)、STX与POSCO International共同组成联合体收购了持股。投资当时曾预计2010年可投产,但实际商业生产于2014年才开始。
在此过程中亏损如雪球般扩大。韩国企业此前一直准备撤出该项目,但近期形势急转。受乌克兰局势影响,镍价同比暴涨逾100%,政府也全面搁置了该矿的出售。
要求重启过去10年间实质上被搁置的海外资源开发事业的呼声高涨。这是因为电池、半导体、电动车等新产业培育的核心关键在于矿产保障,加之如乌克兰局势所示,地缘政治风险叠加,资源富国的“能源武器化”也日益露骨。专家指出,若不从安全保障角度对待资源,就会在产业竞争中彻底淘汰,甚至危及国家存亡。
韩国的资源开发事业在李明博政府之后,历经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被打上“积弊”的烙印。此前艰难获得的矿山也被陆续出售。海外矿产资源开发项目数量从2011年的230个减少至2017年的139个,去年更降至94个,可谓一落千丈。韩国矿业复垦公团在去年3月铜价暴涨之际,以1亿5400万美元、即收购价2亿5000万美元的一半价格,出售了智利圣多明各铜矿。当时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内部一度认为,考虑到今后矿山开发的投资费用及累计债务,这还算不上坏选择,但仅一年形势便发生逆转。
所谓目光短浅并非虚言。本应以长远眼光推进的资源开发政策,如今却因短期收益率而患得患失。结果有人指出,韩国在围绕资源的新安全保障战争中已沦为落伍者。在供应链动摇时可发挥某种“对冲(防止损失)”作用的战略矿产矿山接连被出售到海外,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只能全盘承受。
专家一致认为,新政府不应受政治逻辑左右,若判断某种资源为产业界所必需,就应通过投资加以确保。仁川大学教授孙良勋建议:“一直以来韩国未能培养出资源开发、交易和投资的眼光”,“以资源贫国韩国的特点,应不论价格波动,像定期定额投资那样持续进行长期投资。”
尤其有观点指出,由于民间领域的资源开发能力尚显不足,应发挥公营企业的职能。但事实上韩国唯一的资源开发公营企业石油公社至今仍未摆脱资不抵债状态。因此不少声音认为,应绘制大蓝图,通过公营企业间的合并重组、结构调整等,防止公营企业的道德风险并挽救失败资产。资源业界一位相关人士批评说:“资源开发公营企业的人事几乎都是空降”,“需要具备投资专家或地质专家等专业性的外部董事,但由于做不到,公营企业经营就更加一团糟。”首尔大学教授安东炫建议:“在资源开发方面,公营企业在损益视角上相对自由的优势很明显,因此应在加强审计以防止公营企业特有的道德风险的同时给予支持。”
也应参考海外案例。与韩国同为资源贫国的日本设立独立机构,使资源开发事业不受政权影响。日本于2005年将国营石油公司日本石油公团(JNOC)拆分为负责金融技术支援和储备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以及负责勘探、开发和项目运营的部分民营化企业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INPEX)。由此不仅建立了独立管理体制,还构建了政府提出方向、民间投资者加以补充的决策结构。
韩国政府也迟来地着手培养资源开发人才。产业部近期发布了为制定“资源开发未来人力培养中长期推进战略”的研究招标。政府将通过该研究调查近3年相关领域大学生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计划今年了解资源开发及相关领域在职人员现状。西江大学化学系教授李德焕表示:“对于既是资源贫国又是产业大国的韩国而言,培养资源专家是生存必需”,“必须培养并选拔具备专业性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