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之国”“最低工资达到1万韩元”
这是体现文在寅政府五年间经济与劳动政策的标志性口号。结论是,很多人评价这两项均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是难以同时实现的目标。声称重视中小企业、甚至不惜设立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的政府,强行推进最低工资大幅上调。结果把自营业者和中小企业逼入困境,批评声铺天盖地。政府不得不调节最低工资上调速度。这一次,劳动界又高声指责政府违背了1万韩元的承诺。
在劳动界支持下上台的文在寅政府,选择了与前任政府劳动政策完全相反的道路。政府与朴槿惠政府的劳动灵活化讨论划清界限,一路推进非正规职转正、强化工会权利、引入每周52小时工作制等亲劳动政策。相反,劳动改革根本没能启动。在严重向劳动界倾斜的赛场上,强硬工会的既得利益进一步强化,加之新冠疫情的冲击,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进一步加深。
◇仅依赖单方面善意的政策=经营界批评文在寅政府五年劳动政策是倾斜赛场,原因在于在工资、工时、工会权利等一系列政策上,跳过了充分的社会共识阶段,强迫单方面让步。最低工资的急剧上调最具代表性。文在寅政府执政后,最低工资在2018年(以适用年度计)上调16.4%,2019年上调10.9%。同期自营业者和中小企业不仅诉苦经营困难,还表示已到不得不辞退员工的程度。2018年起分阶段实施每周52小时工作制后,“弱者之间的争斗”一说流行开来。最终在要求调节最低工资上调速度的呼声高涨后,2020年至2022年的上调幅度降至1%~5%区间。
文在寅总统的第一号承诺——非正规职转正,从仁川国际机场开始,在韩国道路公社、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等多家公共企业引发矛盾。非正规职转正同样是依赖善意、不可避免让企业、求职者和原有员工作出牺牲的政策。正规职对扩大直接雇用过程中出现的逆向歧视感到愤怒。准备进入公共企业就业的青年也批评政府夺走了就业机会。公共企业则抱怨,直接雇用越多,财政负担越大,招聘人数不得不减少。仁川机场事件最终扩散为全社会围绕公平机会的激烈争论。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知淳指出:“非正规职转正本应在劳资充分协商和讨论后再推进。”
◇被逼上战场的劳资关系=缺乏劳资充分协商的劳动政策最终只会加剧矛盾。文在寅政府的亲劳动法案使劳资关系形成堪比战争的对立格局。经营界甚至比喻为“企业没有盾牌”。
最具代表性的亲劳动法案是体现文总统意志的国际劳工组织(ILO)三法(工会法、公务员工会法、教员工会法)修正案。自去年7月6日起施行的ILO三法修正案,允许被解雇者、失业者等非在职劳动者加入工会。ILO三法删除了禁止向工会专职人员支付工资的规定,并将团体协约有效期从最长2年延长至3年。根据修订后的工会法,决定可设置多少名工会专职人员的工时免除限度制(time-off制)审议也在8年后重启。
可能成为劳资矛盾引爆点的政策也在文在寅政府时期开了头。可能扩大至民间的公共部门劳动董事制去年在国会通过。继民间之后,公务员、教员适用time-off制的方案正等待国会全体会议通过。文在寅政府已向国会传达立场,认为应讨论将《劳动基准法》扩大适用于劳动界长期夙愿的5人以下事业场所。
◇被工会困住的“尊重劳动”政府的两难=宣称尊重劳动的文在寅政府劳动政策,陷入了工会两难的局面。尤其是文在寅政府被批评对强硬、既得利益工会应对不力。去年首尔市中心多次举行数万人集会,部分工会反复罢工。自营业者担忧新冠扩散,呼吁停止集会。但文在寅政府以保障集会自由为由,实际上袖手旁观。多次集会和罢工过程中部分工会的违法行为,没有向国民证明其正当性,反而加深了反感。
有观点指出,如果既得利益工会造成的劳动市场双重结构不能从根本上化解,今后这类现象将像“反复记号”一样重演。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统计,2020年全体工会会员为280.5万人,集中于大企业和公共部门。按事业场所规模看组织率,30人以下和30~99人分别仅为0.2%、2.9%。也就是说,最应首先受到政府和劳动法保护的小微事业场所,反而被排除在工会权利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