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至60年代,不是要一起上班、一起休息吃饭、一起下班,工厂才能按计划运转吗?如今已经赋予(企业和劳动者)自律与责任,我们却仍被困在按20世纪60年代式他律运转的'工厂法'里。"(高丽大学劳动大学院院长朴知淳)
劳动法自1953年制定以来,在大框架上从未改变过,这也是它被称为工厂时代劳动法的原因。相反,产业界正顺应数字时代潮流发生大转变。但文在寅政府把专家与产业界主张顺应产业变化修改劳动法的呼声视为偏袒企业,并未真正着手改革。在朴槿惠政府为劳动改革制定所谓"两大指针"的公务员被称为积弊,这一状况正好反映了这种氛围。
劳动法已成为无法涵盖"9点到6点"工作方式消失后的当前劳动市场与劳动者的旧时代遗物法。经营界主张,解释狭窄、只拘于规制的劳动法无法跟上员工个人能力、经营环境等多样变化。占全体就业者人数即将达到10%的平台劳动者,甚至没有可受保护的基本法。
◇平台从业者220万人…日常化的平台劳动=最能直接显示劳动法有多陈旧的例子是《劳动基准法》第2条第1项。若如过去工厂时代那样在一个营业场所以工资形式获得劳动报酬,该条款并无问题。但随着不在一个营业场所签约工作的特殊形态劳动从业者和外卖骑手等平台劳动者出现,能否照搬适用劳动基准法第2条第1项成为问题。
政府制定了扩大适用特殊形态劳动者参加雇佣保险的补充对策,但有人指出这并非根本解决方案。在政府放任期间,又叠加新冠大流行,去年国内平台从业者激增至220万人,相当于全体劳动者的8.5%。清洁、维修、照护劳动、教育、家教等实际生活各处平台劳动已日常化。劳动界主张在劳动基准法中承认平台从业者。政府则提出另行制定关于平台从业者保护支援的法律的方式。
◇被法院判决左右的解雇、罢工、工资、工时=产业界流传着一句话:看劳动法要看法院判例而非条文。这说明劳动法未能反映当前劳动环境。为实现对劳动者的公正报酬与绩效,所需的评价之一是劳动灵活性。但在韩国,解雇被视为禁忌。劳动基准法第24条"须有紧迫的经营上必要才可解雇"的条款形同虚设,因为其中埋有雇主须尽力避免解雇这一模糊前提。因此每当出现被解雇者,就会围绕雇主努力是否充分发生诉讼。工会法第43条关于争议行为期间禁止替代劳动的条款也是如此。仅在非法罢工等有限情形下允许替代劳动,经营界抱怨称,一旦劳资关系恶化便无应对之策。
现行劳动法最大的问题是工时的僵化。劳动基准法第50条规定一周工时不得超过40小时,一天工时也不得超过8小时。加之在周40小时之上加12小时延长劳动的周52小时工作制推行(自去年7月起扩大适用于5至49人企业)后,僵化工时的局限更加凸显。对占全体企业90%以上的中小企业而言,难以按时、日、月、年为单位细分工时体系。这种担忧不仅出现在基础制造企业,也从研发领域和软件等未来产业中爆发出来。朴院长表示:"若重视创新,就应把工时主权交给企业和劳动者。"
◇尹锡悦政府的劳动灵活性解法=从候任总统尹锡悦竞选期间的发言和政纲集来看,预计周52小时工作制、工资体系、平台劳动者等多个领域将吹来变革之风。经营界对尹锡悦的亲企业举措寄予期待。不过对尹锡悦在劳动灵活性上的解法,预计还需再观察。尹锡悦去年9月以候选人身份造访韩国劳总时表示:"欧洲的劳动灵活性以自由解雇为前提","目前还难以接受"。经营界评价称这是顾及当时对其反劳动情绪强烈的评价而作出的发言,但也有不少人反应意外。
劳动灵活性是欧洲为克服经济危机而引入的政策。通过放宽解雇条件、同时强化社会安全网的痛苦分担,欧洲突破了经济危机。相反,文在寅政府一直强调在社会安全网强化之前无法讨论劳动灵活性。但有评价认为,政府未能就社会安全网应强化到何种水平提出具体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