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20年起在A职业棒球队承包企业工作的B某,被公司以受新冠疫情影响经营困难为由通知其主动辞职。为领取失业救济金,B某拒绝主动辞职,此后B某的“噩梦”开始了。这一时期B某举报职场上司的性骚扰言论后,却被强迫休职并遭减薪。还受到上司威胁的B某采取了报警、向地方劳动厅提起申诉等法律行动。最终劳动厅认定构成职场内性骚扰。但公司方面以诬告罪反击B某,称不当解雇、性骚扰申诉、威胁罪等B某的主张全都不是事实。法律纠纷以B某胜诉告终。警方对4起控告案件作出不予立案的结论。今年2月,法院在公司方面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也支持了B某。但B某在经历这一系列事件后,恐慌症、抑郁症加重,甚至尝试自残。B某郁闷地表示:“大韩民国的法律真是有问题”,“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人经历我这样的事”。
这是市民团体“职场霸凌119”13日公开的投诉内容之一。举报在公司遭受不当待遇后反被起诉的劳动者并不只有B某。职场霸凌119当天还公开了在医院、补习班等普通职场工作的4名劳动者的案例。共同点是,他们试图纠正性骚扰、职场内霸凌,结果全都被公司以诬告罪起诉或遭到威胁。
职场霸凌119以这些案例为依据指出,在劳动现场,诬告罪并未按照“不制造受冤枉者”的本来目的发挥作用,并批评以诬告罪提起控告是企业可对劳动者施加的一种报复。因此该团体表示,对候任总统尹锡悦强化诬告罪处罚的竞选承诺深感忧虑。职场霸凌119所属律师尹智英表示:“在劳动现场,诬告罪控告和报复性诉讼(并非单纯)为了胜诉,而是以折磨对方为目的提起的”,“检方和法院应判断其是否属于恶意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