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人不是经营者,而是企业家。企业家是承担风险并支付风险成本的人。企业家精神越强,越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但企业家精神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开花,它需要适当的土壤、阳光、雨水、气温以及蜜蜂和蝴蝶。
如今韩国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是否熊熊燃烧?完全没有。大多数人因反企业情绪而畏缩。过去5年间(2019年与2015年相比)制造业就业减少18万人,相当于Samsung Electronics与现代汽车员工人数之和,由此便可充分看出。
尽管如此,政府仍每逢机会便夸耀经济成果。经济副总理自我称赞的成果中,还包括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改善不公平交易惯例等。称通过“公正经济三法”限制最大股东权限,转而强化少数股东权利。然而哪里公正,那分明是三部粗劣的恶性监管法。
选任监事(委员)时将大股东表决权限制在3%以内,姑且算是陈旧的监管。可是不仅不废除这种老掉牙的监管,反而更进一步,追加了至少1名监事委员分离选任的强制性规定。此类监管侵害大股东财产权,存在违宪之嫌,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未实施的民粹主义监管。
让母公司股东针对自己并未投资的子公司高管提起诉讼的多重代表诉讼制度,展现了对企业无知的极致。以企业集团资产总额5万亿韩元(信息披露对象企业集团)及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相互出资限制企业集团)为标准,超过即由政府通过MRFTA对企业活动进行贴身监视,世上除韩国还有哪个国家如此?
极为恶劣的监管,往往通过偷偷塞进并非法律而是总统令的施行令这种变通手法来实现。例如将企业外部董事任期限制为6年,对违反《特定经济犯罪法》者甚至禁止其在自己公司任职。连以总统令来规定都有难度的,则委任给规则或公告加以监管。
过去,刑法及《特定经济犯罪法》上适用于企业人士、可任意解释的背信罪是令人恐惧的对象。如今则是“背信罪算什么”的局面。作业场所劳动者死亡时对现场管理者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产业安全保健法》还不够,又制定并施行了对经营者、甚至集团会长处以1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大灾害处罚法》。行政法上的义务违反一般不是犯罪行为,而是秩序违反,属行政处分对象。尽管如此,韩国常常连秩序违反也用刑罚来处理。截至2019年,285部经济法律中设有2657项处罚条款,其中83%可对首席执行官(CEO)进行处罚。澳大利亚人卡赫·卡泽姆(韩国通用汽车社长)7月因“非法派遣”嫌疑被起诉,目前处于禁止出境状态。本应竭力邀请外国企业人士前来,却连让人短暂回国一次都做不到,实在令人羞愧。
在这种情况下若企业家精神还能开花,那就如同柏油路上开出玫瑰。除了长期累积的监管,加上过去5年一直搞乱的各种监管,堆积如山的监管该如何清理,令人一片茫然。尹锡悦总统当选人在竞选期间曾表示要背起创造大量就业的企业人士。企业人士迫切的心情恐怕是:不用背我们也好,“请让我们能安心经营”。
所幸尹当选人预告将转向亲企业政策,并多次强调设立监管专责机构等、尤其是对企业的放松监管。这非常值得欢迎。但历任总统上任时都喊放松监管,任期末的成绩却总是微乎其微。“监管改革专责机构”早已存在,那就是总统直属的“监管改革委员会”。关键在于如何高效运营这一机构,实现超越常规的放松监管。花钱多的竞选承诺不必全部兑现,但恳切希望放松监管的承诺一定要切实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