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局长级(副理事官)官员A某去年将父亲转让给自己的首都圈住宅再赠与给父亲。假设日后再次继承这套房子,仅赠与税就要缴纳三次,但文在寅政府以来,一旦超出一户一住宅标准,事实上晋升就会受限,因此别无选择。政府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很难理解为什么晋升标准不是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而是是否持有住宅。”
#庆尚北道近日根据基层地方政府B郡发生老年人就业项目工资贪污的举报正在进行审计。因为书面上3名老人每周从事村庄清扫并各自领取约30万韩元活动费,但实际上是村庄妇女会成员擅自侵占了这笔钱。
问题在于,这类虚构的岗位也被计入政府就业统计。1月就业人数实际同比增加113.5万人。但其中60岁以上岗位增幅达52.2万人,几乎占一半。尽管如此,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朴洙贤上月6日仍通过自己的脸书表达不满:“媒体只报道负面部分。”
文在寅政府五年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政治左右了经济。意即该政府的整体经济政策被涂上政治理念和善恶框架,并以国家主导方式运行。由此,市场扭曲与混乱现象加剧,这是外界的评价。
收入先增加、增长随之而来的“收入主导增长”便是典型。这场颠覆主流经济理论的反叛最终导致就业惨剧。该政府成立后两年内将最低工资推高约30%,结果非正规职形态的短时工大幅增加,就业质量反而下降。截至去年8月,非正规职劳动者总数为806.6万人,与文在寅政府成立后不久的2017年657.8万人相比,四年间增加150万人以上。
即便政策失败,被称为“收入主导增长传道士”的前青瓦台经济首席秘书洪长杓,仍转任被视为韩国经济最大智库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
事实上,问题在于提高最低工资、非正规职转正等政策使民间部门创造优质岗位本身变得困难。有观点指出,各种监管使企业无法雇佣,于是更加依赖公共岗位,这最终导致财政恶化和短期岗位大量产生。实际上因非正规职转正,非正规职在全体工薪劳动者中的比重反而上升至38.4%。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工资差距也达156.7万韩元,为2004年开始编制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值。诚信女子大学教授朴基成批评称:“创造就业的主体应是企业”,“然而善意的监管削弱了企业的雇佣意愿,只放大了各种副作用。”
两极化是必然结果。文在寅政府成立后(2016~2020年),收入前10%的人均年平均收入增加1429万韩元(1亿2244万韩元→1亿3673万韩元),而后10%的收入仅增加17万韩元(178万韩元→196万韩元)。从增幅看,前10%在此期间上升11.6%,而后10%上升9.5%。
源自“一户持有两套以上住宅就该受罚”这一政治理念的惩罚性课税,也给韩国经济整体留下难以洗去的伤痕。专家指出,这已超出资产价格上涨加剧两极化的层面,还出现了“青年层丧失劳动意愿→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潜在增长率下降”等结构性恶性循环。据KB国民银行统计,文在寅政府成立后至上月,全国公寓买卖价格涨幅达37.6%,是朴槿惠政府(9.9%)的4倍。为抑制暴涨的房价而增加持有税、收紧贷款,还推出租赁三法,使正常市场的价格调节功能完全失灵。延世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成太胤指出:“许多本意良好的政策在现实中却起到阻碍企业活动、扩大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作用”,“需要基于市场原理制定经济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