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性犯罪的受害者连律师都不愿当面见。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蒙羞的影像。但现实做不到。一旦报案,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在国家警察等公权力面前。审判时,狱警或法庭警卫等第三方也可能看到。受害者只能感到可怕。必须阻止第三方观看影像。”
9日在首尔堡罗美医院办公室见到的受害者国选专职律师申真熙(52岁)表示,随着数字性犯罪激增,受害者的痛苦日益加剧,并强调“要保护他们,范式必须改变”。受害者国选专职律师是2013年为向性犯罪及儿童、残疾人虐待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援而设立的制度。作为首尔唯一的专职律师,她拥有国内最长的从业经历。每年负责的案件约200余件。2019年万民中央教会牧师性侵女信徒案、2020年以“N号房”或“博士房”震惊社会的赵主彬案等,都曾经她之手。
申律师认为,专职律师的必要性源于受害者缺乏应对危险的能力。性犯罪受害者饱受极度创伤折磨,却不容易找到解决办法。尤其是亲属性暴力的情况,家人反而多会劝阻报案。
上班族则面临另一个问题。她解释说:“职场性骚扰受害者中,有人希望不被报复、继续在公司工作”,“这时按其希望的方式解决、为其确定方向,正是专职律师的作用”。
她不只提供法律建议。申律师的手机常在深夜响起。大多来自遭施害者威胁或倾诉创伤的受害者。也有极端案例。“受害者在凌晨2~3点打来电话说‘我要去死’,然后就挂了。我回拨过去,手机已关机。我非常惊慌,但除了报警别无他法。也有早上起来才看到短信的时候。那种时候真是一身冷汗。”
对于近来激增的数字性犯罪,她有很多话要说。犯罪从面对面演变为非面对面,而受害者保护却跟不上。她指出:“强奸等面对面性犯罪只要在纸上陈述就结束了,而数字性犯罪会留下影像。而且为了确认本人身份,警察和受害者必须一起观看影像”,“再次把屈辱的样子展示给别人,是一件可怕的事”。
她说审判也需要改变。法官、检察官、辩护人等无可避免,但没必要连狱警之类的人也看到。申律师说“影像中出现的是人,可在审判中却被当作拍摄对象、当作电影”,“第三方没有观看视频的权限”,呼吁改进。
对于去年底韩国宪法法院就“未成年性暴力受害者的录像陈述”作出违宪裁定,她深感忧虑。年幼的孩子必须在法庭接受被告人律师的反询问,他们能承受得住吗?虽然要求以对儿童友好的方式提问,但现实性难免不足。申律师担忧地表示:“听说自己的孩子要再次出庭作证,母亲们都非常震惊”,“虽然不得不修法,但这是让人很纠结的一点”。
她最尊敬千大燁大法官。因为在自己承办的第一起案件中深受感动。申律师说:“一个被父亲熟人性侵的孩子必须作为证人出庭,当时的法官就是千大法官”,“看到他采用当时几乎没有的视频询问,并在询问前与受害儿童见面使其心理平稳,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