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制造了政府所定指引即为典范的框架,只让企业承担了不必要的负担。”
长期研究企业治理结构的专家对政府要求资产1万亿韩元以上的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提交首席执行官(CEO)继任政策一事评价为“官治”。韩国金融委员会在6日针对上市公司实物分割导致股东受损扩大推出《企业治理结构报告书指引》修订案作为对策时,甚至加入了具体要求披露CEO继任政策的内容。
此前确有面临继任的企业损害股东价值的案例,因此对继任政策应透明这一宗旨是认同的。但对这种方式由政府主导推进是否妥当存有疑问。
继任政策是对公司战略和市场影响力巨大的对外机密,具体公开可能过度限制民营企业的自主性。经济团体反弹称:“没有哪个国家像韩国这样细致地干预企业治理结构。”实际上,据了解,政府所称作为指引基准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司治理原则》中只有“董事会仅有监督继任程序的义务”这类原则性内容。尤其在要求继任政策时未给出具体标准,却使用“明确”这一抽象用词,也难免被指是官治金融而非全球标准。政府强调指引只是建议案,但若不执行将被扣分等,对形象的打击不小,预计企业负担较大。
即便企业继任过程被具体公布,是否能如政府计划那样防止股东受损也是未知数。因为此前多有企业继任过程对外公开后,经营权纷争更加突出、股价波动加大,市场混乱加剧的先例。
当然,政府采取干预企业继任过程这一苦肉之策,背后也有国内企业重家族甚于股东的风气因素。但比起官方主导的“强行公开”,即便耗时稍长,交由民间来做才是长期有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