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世界经济如履薄冰。美中霸权之争叠加美俄冲突,新冷战格局正在形成。全球供应链遭遇根本性动摇,国际贸易秩序也显现重组迹象。在“全球丛林”中各国展开生存竞争,而韩国政界却只在进行撒钱式福利扩张竞赛。西江大学国际大学院院长许尹7日在其研究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随着多边主义崩塌,国际通商秩序正迅速重组”,“应以与美国等国的价值同盟为旗帜,拓展我们的经济版图。”许院长还建议:“下届政府应摆脱过度倾向中国的立场,推行朝鲜半岛再平衡政策”,“要跨越复合危机、解决难题,必须以破除监管和亲企业政策来决胜。”
——乌克兰局势正对全球形势产生巨大影响。
△近来基于实力优势的保护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以规范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西方网络与中国、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网络将发生碰撞。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将强化联系、排除他国的战略将会展开。近来世界各国大量出现民族主义倾向的政治领导人,标举保护主义和反移民主义,也助长了这一趋势。
——在国际社会对俄经济制裁过程中,韩国政府的温和应对引发争议。
△政府也应认识到,在国际舞台上仅以国家利益为先的外交已不再行得通。利用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等来最大化我们经济利益的好时光,应当视为已经结束。政府在是否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恐怕只考虑了俄方反应或经济关系受损。但如今更应严肃考虑不参与西方网络所要承受的损失。
——美中技术霸权之争也在进一步激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赢者独食的时代。美中贸易战的底色是大国不能在技术竞争中落后的强迫观念。再加上新冠疫情叠加,自由贸易退潮,保护贸易主义获得力量。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动摇。美中贸易战必须有一方屈膝,因此今后至少将持续30年以上。
——现政府被批评一味看中国的眼色。
△“安美经中”(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立场将难以继续维持。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如果不属于同一阵营也必将变得不可能。政府对于向中国提出人权或腐败问题本身就感到有负担,这是非常短视的视角。若不改变中国的体制,类似“萨德”的事态随时可能发生。我们也应与美国步调一致,向中国施压,促其建立更透明、更公正的政治、贸易和金融体系。
——叠加乌克兰局势,供应链问题已是燃眉之急。
△过度集中于特定国家的供应链从根本上必然有风险。市场亦是如此。需要积极寻求并多元化替代市场。过去重视效率,如今则应以稳定性和更近的地点为主布局基地。必须尽快制定战略,使集中于中国等特定国家的结构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应让企业的声音得到充分反映。
——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但政策应对迟缓的批评不少。
△近来值得关注的是,各国的安全与通商、环境渠道正在迅速整合。一种“议题联动战略”凸显,关税或非关税等通商手段正被动员。我们也应拆除部门之间的隔墙,着手组织改编,以便实施灵活迅速的政策和战略。增加部门间沟通、进行战略联动、通过协作建立快速决策体系十分重要。可在主管部门之间构建常设协商体制,同时也值得研究像外国那样将协调机构设在总统直属之下的方案。
——也有人担心“产业空心化”。
△最大的担忧是大企业不愿投资。国内贫瘠的经营环境正把许多大企业赶向海外。从国民经济视角看,新投资不发生、岗位也不增加,将迅速陷入产业空心化。相反,政府有关回流的法案完全没有取得效果。激励少,却有众多监管潜伏,阻挡了企业回归。仅就碳中和政策而言,推进速度也过快。任何政策都必须综合考量企业竞争力、生存可能性和未来市场后再出台,才能见效。
——若要对下届政府提出理想的通商外交政策建议。
△在华盛顿,人们判断韩国政府处于中国磁场的影响之中。就此而言,需要朝鲜半岛根本性的再平衡政策和重视太平洋的政策。我们动用韩美日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一战略牌来主导新的全球通商秩序,也值得推进。对美国推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和“Quad+”也应积极参与。还应加入美国总统乔·拜登主导的“民主峰会”,与共享民主、人权等价值的主要盟国形成联合战线。韩国政府如今也应摆脱被动、消极的对外战略。作为全球核心中等国家,若怀抱自信引领议题,便能获得许多国家的尊重。
——今后应如何培育引领经济的产业。
△如今是先发企业独占全球市场的形态。必须正视现实:无论Naver或Kakao集团多大,与美国企业相比也只是小卖部水平。利用优秀人才把数字技术有效嫁接到既有制造业上,极为重要。就此而言,教育部的作用很重要。亟需摆脱如今把有限资源分给大学的方式,迅速响应产业现场的需求。应当思考为什么会有解散教育部、设立创新部或战略人才培养部的说法。
——企业指出过度监管阻碍投资。
△企业无法回到国内,最大原因是政府监管。第二是人力成本。若政府不转向亲企业体系,企业很可能流向能获得更多激励的海外市场。强硬工会或亲劳动政策会让企业家丧失工作意愿。在韩国,企业家赚钱本身在社会上得不到尊重,反而被指责,这种氛围存在。最重要的是政界责任重大。这些领域的改革工作应在下届政府推进。
——如何展望新冠之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经历新冠疫情,许多经济主体体验了数字化变革,也认识到多样的工作与协作方式。绝不可能回到疫情发生之前的状态。企业所设想的供应链已从重视效率转向重视稳定性。数字交易也将更加活跃,多样化的购买模式将固定下来。现在是企业必须严肃思考如何把巨大的技术变革嫁接到现场的时候。
——有人担忧借新冠之势国家主义盛行。
△许多国家追求大政府,投入巨额预算。但效率检查或用于恰当之处的制衡功能却被削弱。仿佛花钱多就是好政府的认识大行其道,这非常值得忧虑。若要增加预算,必须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过程。像现在这样“大政府论”在社会上毫无抵触地被接受,是令人严重担忧的部分。
——我们叠加大选,国家主义是否进一步被放大。
△即便下届政府上台,预算膨胀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国会、经济专家、市民团体等未能发挥制衡作用。无论谁在大选中当选,都必将因讨好式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等而承受相当负担。福利政策一旦推出,往往会像固定成本一样固化。执政党和政府不加区分的撒钱政策,连在野党似乎也随之动摇,令人担忧。
——下届政府肩负解决无数难题的重任。
△下届政府必须解决结构性问题叠加全球问题的多重、复合课题。从结构上看,韩国的潜在增长率正快速下降。低出生率、老龄化与投资减少持续削弱经济体力。在此期间美中霸权之争展开,保护贸易也愈发猖狂。众多国家重新推出产业政策,扶持本国企业。韩国最偏好的多边主义体制动摇,必然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为重振民间部门的成长动力,必须确保雇佣灵活性并大胆破除监管。
He is…
1963年生于釜山,毕业于釜山南高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犹他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乔治敦大学研究教授、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韩国经济学会理事、韩国国际通商学会会长等。曾任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顾问,并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外交通商部等提供政策咨询。现任西江大学国际大学院院长兼世界贸易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历史的开始》《不均衡社会》等。






